●冯建荣
於越故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地，中华文献典籍的重要诞生地。绍兴，是越国古都，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编纂出版《绍兴大典》，是绵延中华文献之大计，弘扬中华文化之良策，传承中华文明之壮举。
一
绍兴有源远流长的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缩影。
中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长期实践的积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断发展的产物。各个民族、各个地方都为中华文明作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贡献。绍兴先民同样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
现代考古发掘表明，早在约十六万年前，於越先民便已经在今天的绍兴大地上繁衍生息。2017年初，在嵊州市崇仁镇安江村兰山庙附近，出土了於越先民约十六万年前使用过的打制石器。这是曹娥江流域首次发现的旧石器遗存，为探究这一地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的人类活动、华南地区与现代人起源的关系、小黄山遗址的源头等提供了重要线索。
距今约一万至八千年的嵊州小黄山遗址，于2006年与上山遗址等一起被命名为上山文化。该遗址中的四个重大发现，引人瞩目：一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水稻实物的谷粒印痕遗存，以及储藏坑、镰形器、石磨棒、石磨盘等与稻谷相关的系列遗存；二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种类与器型众多的夹砂、夹炭、夹灰红衣陶与黑陶等彩陶遗存；三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立柱建筑遗存，以及石杵立柱遗存；四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石雕人首。
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茶树种籽，表明於越先民在八千多年前，便已开始对茶树及茶的利用与探索。距今约六千年前的余姚田螺山遗址发现的山茶属茶树根遗存，有规则地分布在聚落房屋附近，特别是其中出土了一把与现今茶壶颇为相似的陶壶，表明那时的於越先民已经在有意识地种茶用茶了。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止境，创新便无止境。根据《美国科学院院报》2024年12月10日在线发表的相关论文可知，於越先民在一万年前种植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烧制世界上最早的彩陶的同时，还酿出了世界上最早的谷物酒。
经过数千年的探索实践，於越先民在夏商之际还烧制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原始瓷；继而又在东汉时烧制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成熟瓷。现代考古发掘表明，汉时越地的窑址，仅曹娥江两岸的上虞境内就多达61处。
於越故地是华夏大地上最早的鱼米之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地区，更是米酒和瓷器的故乡。南宋嘉泰《会稽志》卷十七记载“会稽之产稻之美者……凡五十六种”，其中糯稻十六种。稻作文明的进步，直接促成了绍兴酿酒业的发展。同卷又单列“日铸茶”一条，释曰“日铸岭在会稽县东南五十五里，岭下有僧寺名资寿，其阳坡名油车，朝暮常有日，产茶绝奇，故谓之日铸”。可见绍兴历史上物质文明之发达，真可谓“天下无俦”。
二
绍兴有博大精深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缩影。
文化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过昨天，流到今天，还要流向明天。悠悠万事若昙花一现，唯有文化与日月同辉。
大量的历史文献与遗址古迹表明，四千多年前，大禹与绍兴结下了不解之缘。大禹治平天下之水，渐九川，定九州，至于诸夏乂安，《史记·夏本纪》载：“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裴骃注引《皇览》曰：“禹冢在山阴县会稽山上。会稽山本名苗山，在县南，去县七里。”嘉泰《会稽志》卷六“大禹陵”：“禹巡守江南，上苗山，会稽诸侯，死而葬焉……刘向书云：禹葬会稽，不改其列，谓不改林木百物之列也。苗山自禹葬后，更名会稽。是山之东，有陇隐若剑脊，西向而下，下有窆石，或云此正葬处。”另外，大禹在以会稽山为中心的越地，还有一系列重大事迹的记载，包括娶妻涂山、得书宛委、毕功了溪、诛杀防风、禅祭会稽、筑治邑室、化治越人等。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勾践的功绩，集中地体现在他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以及由此而致的强国大业上。他创造了“法天象地”这一中国古代都城选址与布局的成功范例，奠定了近一个半世纪越国号称天下强国的基础，造就了绍兴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更实现了东周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暨长江下游地区的首次一体化，让人们在数百年的分裂战乱当中，依稀看到了一统天下的希望，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真正大一统的中央政权，进行了区域性的准备。难怪司马迁称赞“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
千百年来，绍兴涌现出了诸多誉满海内、雄称天下的思想家，他们的著述世不绝传、遗泽至今，他们的思想卓荦英发、光彩夺目。哲学领域，聚诸子之精髓，启后世之思想。政治领域，以家国之情怀，革社会之弊病。经济领域，重生民之生业，谋民生之大计。教育领域，育天下之英才，启时代之新风。史学领域，创史志之新例，传千年之文脉。
绍兴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宝库。四言诗《候人歌》被称为“南音之始”。於越《弹歌》是我国文学史上仅存的二言诗。《越人歌》是越地的第一首情歌、中国的第一首译诗。山水诗的鼻祖，是上虞人谢灵运。唐代，这里涌现出了贺知章等三十多位著名诗人。宋元时，这里出了别开诗歌艺术天地的陆游、王冕、杨维桢。
绍兴是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故乡。中国的文字成为艺术品之习尚，文字由书写转向书法，是从越人的“鸟虫书”开始的。秦始皇巡越时所立《会稽刻石》中的小篆，影响深远。而自王羲之《兰亭序》之后，绍兴更是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圣地。翰墨碑刻，代有名家精品。
绍兴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重镇。世界上最早彩陶的烧制，展现了越人的审美情趣。“文身断发”与“鸟虫书”，实现了艺术与生活最原始的结合。戴逵与戴颙父子、僧仲仁、王冕、徐渭、陈洪绶、赵之谦、任熊、任伯年等，在中国绘画史上享有开宗立派的地位。
1912年1月，鲁迅为绍兴《越铎日报》创刊号所作发刊词中写道：“於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绎，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可见，绍兴自古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与传承地，绍兴人的身上更是世代流淌着“卓苦勤劳”“坚确慷慨”的精神血脉。
三
绍兴有琳琅满目的文献，是中华文献的缩影。
自有文字以来，文献典籍便成了人类文明与人类文化的基本载体。绍兴地方文献同样为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绵延至今、益发辉煌的文明，在于因文字的绵延不绝而致的文献的源远流长、浩如烟海。中华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的显著特征并流传到今天，靠的是中华儿女一代又一代的言传身教、口口相传，更靠的是文献典籍一代又一代的忠实书写、守望相传。
无数的甲骨、简牍、古籍、拓片等中华文献，无不昭示着中华文明的光辉灿烂、欣欣向荣，无不昭示着中华文化的广博渊综、蒸蒸日上。它们既是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的基本载体，又是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十分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
绍兴地方文献作为中华文献重要的组成部分，积淀极其丰厚，特色十分明显。
（一）文献体系完备
绍兴的文献典籍根基深厚，体系完备，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历史演变。
一是以刻符、纹样、器型为主的史前时代。代表性的，有作为上山文化的小黄山遗址中出土的彩陶上的刻符、印纹、图案等。
二是以金石文字为主的铭刻时代。代表性的，有越国时期玉器与青铜剑上的“鸟虫书”等铭文、秦《会稽刻石》、汉“大吉”摩崖及稽中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汉魏六朝时的会稽砖甓铭文与会稽青铜镜铭文等。
三是以雕版印刷为主的版刻时代。代表性的，有中唐时期越州刊刻的元稹、白居易的诗集。唐长庆四年（824），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元稹，在为时任杭州刺史的好友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这是有关中国刊印书籍的最早记载之一，说明越地开创了“模勒”这一雕版印刷的风气之先。宋时，两浙路茶盐司等机关和绍兴府、绍兴府学等，竞相刻书，版刻业快速繁荣，绍兴成为两浙乃至全国的重要刻书地，所刻之书多称“越本”“越州本”。明代，绍兴刊刻呈现出了官书刻印多、乡贤先哲著作和地方文献多、私家刻印特色丛书多的特点。清代至民国，绍兴整理、刊刻古籍丛书成风，赵之谦、平步青、徐友兰、章寿康、罗振玉等，均有大量辑刊，蔡元培早年应聘于徐家校书达四年之久。
四是以机器印刷为主的近代出版时期。这一时期呈现出传统技术与西方新技术并存、传统出版物与维新图强读物并存的特点。代表性的出版机构，有徐友兰于1862年在绍兴创办的墨润堂等。另外，吴隐于1904年参与创办了西泠印社；绍兴人沈知方于1912年参与创办了中华书局，还于1917年创办了世界书局。代表性的期刊，有罗振玉于1897年在上海创办的《农学报》，杜亚泉于1901年在上海创办的《普通学报》，罗振玉于1901年在上海发起、王国维主笔的《教育世界》，杜亚泉等于1902年在上海编辑的《中外算报》，秋瑾于1907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等。代表性的报纸，有蔡元培于1903年在上海创办的《俄事警闻》等。
绍兴文献典籍的这四个演进阶段，既相互承接，又各具特色，充分彰显了走在历史前列、引领时代潮流的特征，总体上呈现出了载体越来越多元、内涵越来越丰富、传播越来越广泛、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远的历史趋势。
（二）藏书声闻华夏
绍兴历史上刻书多，便为藏书提供了前提条件，因而藏书也多。《吴越春秋》卷六载，大禹曾“登宛委山，发金简之书，案金简玉字，得通水之理”。《越绝书》卷八载，大禹还“巡狩大越，见耆老，纳诗书”。这是绍兴有关收藏采集图书的最早记载。《越绝书》卷十二载，勾践曾修筑“石室”藏书，“昼书不倦，晦诵竟旦”。
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使得书籍可以成批刷印，为藏书提供了极大便利。王充得益于藏书资料，写出了不朽的《论衡》。《梁书·孔休源传》载，南朝梁时，山阴人孔休源“聚书盈七千卷，手自校治”，成为绍兴历史上第一位有明文记载的藏书家。唐代时，越州出现了集刻书、藏书、读书于一体的书院。《南唐书·徐锴传》记载，五代十国时，南唐会稽人徐锴精于校勘，雅好藏书，“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锴力居多”。
宋代雕版印刷术日趋成熟，为书籍的化身千百与大规模印制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藏书提供了更多来源。特别是宋室南渡、越州升为绍兴府后，更是出现了以陆氏、石氏、李氏、诸葛氏等为代表的藏书世家。陆游曾作《书巢记》，称“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嘉泰《会稽志》中专设《藏书》一目，说明了当时藏书之风的盛行。元末，杨维桢在其《铁笛道人自传》中，称自己“积书数万卷”。
明代藏书业大发展，出现了钮石溪的世学楼等著名藏书楼。其中影响最大的藏书家族，当数山阴祁氏；影响最大的藏书楼，当数祁承火業创办的澹生堂，至其子彪佳时，藏书达三万多卷。
清代是绍兴藏书业的鼎盛时期，有史可稽者凡二十六家，诸如章学诚、李慈铭、陶濬宣等。上虞王望霖建天香楼，藏书万余卷，尤以藏书家之墨迹与钩摹镌石闻名。徐树兰创办的古越藏书楼，以“存古开新”为宗旨，以“资人观览”为初心，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家公共图书馆。
民国时，代表性的绍兴藏书家与藏书楼有：罗振玉的大云书库、徐维则的初学草堂、蔡元培创办的养新书藏、王子余开设的万卷书楼、鲁迅读过书的三味书屋等。
根据2016年完成的古籍普查结果，绍兴全市十家公藏单位，共藏有1912年以前产生的中国传统装帧书籍与民国时期的传统装帧书籍39777种、226125册，分别占浙江省337405种的11.79%、2506633册的9.02%。这些馆藏的文献典籍，有不少属于名人名著，其中包括在别处难得见到的珍稀文献。这是绍兴这个地灵人杰的文献名邦确实不同凡响的重要见证。
一部绍兴的藏书史，其实也是一部绍兴人的读书、用书、著书史。历史上的绍兴，刻书、藏书、读书、用书、著书，良性循环，互相促进，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三）著述丰富多彩
绍兴自古以来，论道立说、卓然成家者代见辈出，创意立言、名动天下者继踵接武，历朝皆有传世之作，各代俱见槃槃之著。这些文献，不仅对绍兴一地有重要价值，而且也是浙江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著述之风，遍及各界。越人的创作著述，文学之士自不待言，为政、从军、业贾者亦多喜笔耕，屡有不刊之著。甚至于乡野市井之口头创作、谣歌俚曲，亦代代敷演，蔚为大观，其中更是多有内蕴厚重、哲理深刻、色彩斑斓之精品，远非下里巴人，足称阳春白雪。
二是著述整理，尤为重视。越人的著述，包括对越中文献乃至我国古代文献的整理。宋孔延之的《会稽掇英总集》，清杜春生的《越中金石记》，近代鲁迅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等，都是收辑整理地方文献的重要成果。陈桥驿所著《绍兴地方文献考录》，是另一种形式的著述整理，其中考录1949年前绍兴地方文献一千二百余种。清代康熙年间，绍兴府山阴县吴楚材、吴调侯叔侄选编的《古文观止》，自问世以来，一直是古文启蒙的必备书，深受古文爱好者的推崇。
三是著述领域，相涉广泛。越人的著述，涉及诸多领域。其中古代以经、史与诸子百家研核之作为多，且基本上涵盖了经、史、子、集的各个分类；近现代以文艺创作为多；当代则以科学研究论著为多。这也体现了越中贤杰经世致用、与时俱进的家国情怀。
四
盛世修典，承古启新，以“绍兴”之名，行绍兴之实。
绍兴这个名字，源自宋高宗的升越州为府，并冠以年号，时在绍兴元年（1131）的十月二十六日。这是对这座城市传统的画龙点睛。绍兴这两个字合在一起，蕴含的正是承继前业而壮大之、开创未来而昌兴之的意思。数往而知来，今天的绍兴人正赋予这座城市、这个名字以新的意蕴，那就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自己新的更大的贡献。
编纂出版《绍兴大典》，正是中共绍兴市委、绍兴市人民政府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体现，是集思广益、精心实施的德政，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业。
自2020年12月11日市委八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至2025年12月11日市委九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都将编纂出版《绍兴大典》写入其中；自2021年2月2日市八届人大六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至2026年1月21日市九届人大六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均对《绍兴大典》的编纂出版提出要求，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高度的政治定力与工作定力。
《绍兴大典》的收录范围，主要为先秦至新中国成立前绍兴人的著述；出版方法，主要为影印出版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文献典籍，延伸出版要籍点校，适时开发数据库；工作目标是使《绍兴大典》成为全国乡邦文献整理编纂出版的典范和绍兴文化史上的丰碑，为努力打造“文献保护名邦”“文史研究重镇”“文化转化高地”三张绍兴文化的金名片作出贡献。
集越典之大成，拓越学至无疆。正如绍兴的文献典籍在中华文献典籍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那样，编纂出版《绍兴大典》的意义，同样也是非同寻常的。
一是有助于文献典籍的更好保护——活下来，为系统修复、深度整理这些珍贵的古籍争取时间。
二是有助于文献典籍的更好利用——活起来，使古籍汇聚起来，化身万千，走向社会，走近读者，走进生活，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文旅融合。
三是有助于文献典籍的更好传承——活下去，使珍贵古籍本身世代相传，使蕴藏在古籍身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代相传。
编纂出版《绍兴大典》，是绍兴文化发展史上的旷古伟业。编成后的《绍兴大典》，将成为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共富示范市的文化标识。
绍兴这个地方，古往今来，都在不懈超越。超乎寻常，追求卓越。超越自我，超越历史。《绍兴大典》的编纂出版，无疑会是绍兴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次超越。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成功可期。“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让我们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