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后人，周秉宜始终强调自己是个普通人，过着平凡朴素的生活。近30年来，她一方面着力于周恩来家世的研究，另一方面赴各地向年轻人介绍周恩来的家风，并且热心参加各类推广家风的活动，让总理的人民公仆精神代代相传。她衣着朴素，待人和蔼亲切；作为周总理研究者的身份，她对待工作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在周总理逝世50周年之际，她于近日做客绍兴图书馆，开展周总理家风讲座，记者趁此机会对她作了专访。
■ 记者 吴可蒙
把乡情融入日常的言传身教
记者：此次回到绍兴参加全民阅读活动，您对家乡的新变化有何感受？您的伯父与父亲始终以绍兴人为荣，这份故土情如何在您心中扎根？
周秉宜：现在年纪大了，体能各方面不如从前，回绍兴的频次也不像以往那么多了。但每次回到绍兴，亲切依旧。绍兴城市整洁、文脉厚重，古城保护与现代发展相得益彰，书香氛围愈发浓厚，给人一种舒适感。
从小父亲就告诉我，我们的根在绍兴。绍兴周家“百岁堂”是我们先辈世居之地。伯父周恩来虽生在淮安，但始终不忘祖籍地。他走到哪里都说“我是绍兴人”，爱吃梅干菜扣肉等家乡菜，生活上也保留着绍兴人的质朴与坚韧。这份乡情不是刻意灌输，而是融入日常的言传身教。伯父的故土情怀，让我从小就明白，无论身在何处，都不能忘本、不能丢根。
记者：今年是周恩来总理逝世50周年，回望半个世纪，您认为总理精神在当下有怎样的时代意义？
周秉宜：50年风雨兼程，伯父的精神从未褪色，反而历久弥新。他一生为公、清廉自律、心系人民。在当下，这种精神是廉洁修身的标杆、家风建设的典范，更是党员干部不忘初心、服务人民的精神源泉，能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拒绝浮躁与特权，脚踏实地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特别是当下，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科技快速进步，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诱惑，有些人容易浮躁功利，迷失方向。面对诱惑，我们要保持初心，践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比如对人要有基本的尊重，要廉洁自律、遵守公德等。总理他们那一代老革命家，始终保有这些行为准则，即便后来身居高位，在公交车上依然会给老人让座。他们的这些行为准则，像是一面旗帜，引导我们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都要发扬这些传统美德。
西花厅岁月塑造精神底色
记者：您1949年至1968年在西花厅生活近20年，这段时光最难忘的日常片段是什么？邓颖超伯母在生活与教育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周秉宜：西花厅的日子平淡却深刻。伯父常常通宵工作，伯母邓颖超从不打扰，只是吩咐工作人员备好热茶，默默支持他。有时，伯母怕伯父劳累过度，会安排我们小孩子带伯父去散步或去公园看花，目的是让伯父能暂时休息一下。伯母是家风的坚定执行者。她对我们晚辈关怀备至，但对我们的要求又十分严格，绝不纵容我们有半点特权思想。比如上学后，我们放假回家不能坐伯父的公车，只能坐三轮车，吃饭要去大食堂吃，出去不许炫耀和伯父的关系，生活上不要依赖他人，要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
总之，伯父伯母对家人的严苛，实际上就是坚守公与私的界限。不搞特殊化，就是守住共产党人的初心。伯父常说，他是人民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这份严苛，是对我们的保护，更是对人民的负责。
记者：西花厅的生活，塑造了您怎样的性格？给您的成长、工作与家庭带来了哪些深远影响？
周秉宜：在西花厅里伯父伯母的言传身教，让我养成了不张扬、不攀比、踏实做事的性格，一辈子坚守普通人的本分，不借总理亲属的身份谋求任何便利。工作上，靠自己能力立足；生活上，勤俭节约；家庭中，我也用周家家风教育孩子，要求他们自食其力、低调做人。可以说，西花厅的经历是我一生的精神底色，让我无论顺境逆境，都能守住本心、坚守底线。
记者：您离开西花厅时，伯母安排的两只木箱您珍藏了55年，后来捐赠给家乡，背后有怎样的故事与心境？
周秉宜：1968年我离开西花厅，临行前伯母特意让卫士找来两只木箱装我的行李。这两只木箱当年装过金日成主席赠送给伯父的苹果和梨。当时我并不知道它的特殊意义。离开西花厅后，这两只木箱陪我走过半个多世纪，装过衣物、书籍，还有伯父的信件等。
每一次看到这两只木箱，都能想起西花厅的岁月，想起伯父伯母的教诲。55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后来想着，伯父一生心系家乡，这两只木箱承载着他的清廉家风与家国情怀，如果更多人能够了解其背后的意义，就能让更多人感受到这份精神力量，于是我决定捐赠给绍兴周恩来纪念馆和国网绍兴供电公司“光明馆”，让家乡人民透过这件旧物，读懂伯父的简朴与公心。
后辈们一生坚守清廉本色
记者：总理定下“十条家规”，要求晚辈过“五关”，作为亲历者，这些规矩在生活中如何落实？对你们兄妹影响有多大？
周秉宜：“十条家规”刻在我们每个晚辈心里，核心就是不搞特殊、不谋私利、艰苦朴素、自食其力。伯父还要求我们过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生活关，本质也是让我们摆脱特权思想，融入人民群众，做普通劳动者。这份严苛的家风，让我们兄妹都成长为踏实本分的普通人，一生坚守清廉本色，没有给伯父丢脸。普通老百姓怎么生活，我们就怎么生活。
记者：伯父伯母的言传身教中，哪一点对您影响最深？您如何向下一代传递周家家风？晚辈们对总理精神有怎样的理解？
周秉宜：伯父一生没有为家人谋过私利，把全部生命献给国家和人民，这种纯粹的家国情怀，是我做人做事的最高准则。如今我也在用心传承家风，在为人处世中坚守家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尽量不麻烦别人，我也是这么教女儿的。她出国读书，自己勤工俭学，很快就能适应环境。我们这些兄弟姐妹都以周家的家风来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孙子辈。我们把伯父的精神讲给下一代听，告诉他们，周家没有特权，只有本分。他们恪守周家家风，低调做人、认真做事，把这份红色基因传承下去。我的侄子也在积极参与一些社会活动，讲述周家家风故事，让总理精神、周家家风代代相传。
周家家风与越文化相结合
记者：您长期研究周氏家谱，参与编著《周恩来家世》，是何契机开启研究？如今已有哪些成果？
周秉宜：当时，中央文献研究有需要，我们这些亲历者也需要承担起家风传承的责任。1994年开始，我有意识地收集积累素材，写一些文章，其中包括我自己与伯父相处时的回忆，还有对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亲戚朋友的采访等，最近完成了一本关于周恩来家风的书籍，正等待出版。
我正在撰写的第二本书籍是讲述周家历史，涉及总理对家族说过的一些话，包括他反对封建官僚主义，决心背叛家族，用新思想武装自己，去建立一个新社会等一些史实方面的内容。在研究过程中，遇到过史料缺失、记载偏差等困难，我走遍多地走访考证，也因此多次回到绍兴，结识了一些在绍兴研究周恩来伯父的人士，并且得到过他们的帮助。历时多年纠正了祖父姓名的错误记载，这本书如今还在进行相关资料考证收集，希望对以往有误的记载作一些矫正，同时还原真实的周氏家族，厘清伯父的成长脉络，让更多人了解他的精神源头。
记者：您多次向家乡捐赠与总理相关的遗物，始终牵挂家乡发展。您认为绍兴人的精神基因与总理品质有何契合？对绍兴传承总理精神、挖掘家风文化有何建议？
周秉宜：绍兴自古崇文重教、民风坚韧，地域文化里的家国情怀、务实作风，与家族的质朴底蕴相结合，让伯父从小就心怀天下、坚守底线。他“为人民服务”赤子之心，既有革命理想的淬炼，也有绍兴文脉与家族家风的滋养，是地域文化、家族传承与革命信仰共同铸就的伟大人格。伯父一生心系人民、清廉自律，正是绍兴人精神底色的生动体现。
我牵挂绍兴，因为这里是根之所系。捐赠旧物，参加纪念活动，也是想为家乡文化传承尽一份力。对于绍兴传承总理精神、挖掘家风文化，我有几点建议：一是用好周恩来纪念馆等阵地，打造家风教育基地，让总理精神走进校园、社区、企业等；二是结合绍兴地域文化，把周氏家风与越文化结合，推出更多接地气的宣讲和研究成果；三是鼓励年轻人参与传承，通过研学等方式，让红色基因融入青春血脉。我会继续发挥余热，讲述周家故事，做总理精神与家风传承的践行者，助力绍兴打造更有温度、更有深度的文化名片，让伯父的精神在故土永远传承。
周秉宜在绍兴图书馆讲述温情故事。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周秉宜出席活动。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周秉宜与现场观众合影留念。 记者 吴可蒙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