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读越有味 全民读好书”活动举行，周秉宜倾情讲述周总理的故事
聆听伟人家风 感悟公仆精神
3月17日，周恩来侄女、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周秉宜女士，应邀参加“越读越有味 全民读好书”活动，她以《周恩来的家风与公仆精神》为题作专题讲座，讲述周总理的家风家训故事。
周秉宜是周恩来胞弟周恩寿的三女儿，1949年至1968年期间，在中南海西花厅与周恩来、邓颖超一起生活，从小受到他们的言传身教，是总理家风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她从“总理家世”讲起，回忆了周总理对家庭的担当和对家人的关怀；以“总理家规”为主线，列举了周总理对亲属晚辈在生活、学习、工作等多方面的严格规定；一句句“总理家训”穿插在西花厅的点滴往事中，蕴含哲理又饱含温情，体现出周总理对待晚辈的严管厚爱。
讲座结束后，现场听众纷纷表示深受感动，更有人找她签名、合影。她寄语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周恩来班的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活动由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市新闻传媒中心、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绍兴图书馆承办，吸引了市级机关干部、绍兴理工学院与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的学子，以及社会读者等200多人参加。
现撷取此次讲座的部分内容如下。
不搞特殊化
伯父伯母一直教育我：凡遇事要靠自己解决，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找他们走后门，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
我上学前是和伯母一起吃饭。上小学以后，伯母找我谈话，说:“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小学生了，你已经不再是一个儿童了，我和你伯伯就要用一个小学生的标准来要求你。”首先吃饭不能和伯母一起吃，要去大食堂，由卫士长成元功叔叔发给我哥哥和我每人一只小搪瓷碗、一只勺、两毛钱饭票。第一天由叔叔带我们走上半站路去国务院第三食堂，和叔叔阿姨一起排队买饭。菜谱是用粉笔写在一块小黑板上，我有不认识的字可以问前面排队的叔叔。
从那以后至1968年离开西花厅，我始终都是在大食堂吃饭，偶尔有亲戚从外地来看望伯父伯母，两位老人请他们吃饭时，我或许可以跟着蹭一顿饭。
我和哥哥所上的八一小学，是一所北京军区的干部子弟小学。学校的位置在海淀区，离城里较远，伯母就让卫士叔叔骑自行车去学校接我们。叔叔在学校门口雇一辆三轮车把我和哥哥接回家，三轮车的车费由伯父自己出。
有一年放暑假了，过了两天还没有人来接我们回家，哥哥着急了，写了一封信给伯母，告诉伯母学校放假了，因有被褥等行李，需派车来接。但这次还是卫士叔叔骑车来接我们，他在学校门口雇了两辆三轮车，我和哥哥各坐一辆，行李放在脚下便回家了。回家后，伯母对我们说：“小汽车是公家给你伯伯开会和工作用的，你们没有为国家作过任何贡献，就没有资格坐。”
记得大约在1955年，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去西花厅看望伯父伯母，伯母和我谈话时，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她说：“你伯伯是国家的总理，他是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们周家服务的。”我当时年纪还小，很长时间都不能理解她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直到几十年后，我才知道，就在伯母对我说这番话好几天前，绍兴老家有一位亲戚到北京来找伯父，希望伯父为他安排一个好一些的工作。伯父为此将他在北京工作的本家弟弟妹妹找到西花厅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伯父在会上对这位家乡的亲戚说：“找工作自己去向政府说，我不能帮你这个忙，我是国家的总理，我不是周家的总理。”
人人平等
新中国成立之后，伯父作为国家领导人，身边有不少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如卫士、大夫、护士、司机、厨师、生活服务人员等。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伯母就告诉我：“你伯伯说了，大家都是在为革命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只是分工不同。”
伯母要求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些叔叔阿姨，每天见面一定要打招呼，不许对他们不理不睬，更是绝对禁止我们让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为自己服务，因为叔叔阿姨都是帮助总理工作的革命同志。第二任卫士长张树迎叔叔曾对我回忆说；“你伯伯那时就告诉过我们，不要给你们端茶倒水。”
下面讲几个西花厅工作人员回忆的小故事：
上世纪50年代初，西花厅后客厅的门冬天要用棉的门帘，伯父走路快，进门的时候，卫士韩福裕就会抢上前去掀门帘，伯父总说：“放下，放下，我有手，自己会开。”
卫士张永池的爱人琚存瑛是工人，有时张永池要值班，琚存瑛就去给他送饭，饭送到西花厅大门的传达室。伯父和伯母散步出来，看到琚存瑛，伯父总要对她说一句：“小琚，你辛苦了！”伯母也说：“工人是最辛苦的。”
政府实行工薪制后，伯母刚发了工资，就立刻把照看五弟六妹的两位老大娘请到西花厅来，特地请她们吃饭，还一人送了50元钱表示感谢。伯母对她们说：“家里又添了两个小孩，按说，我这个做大妈的应该帮助照顾。但是你们也看到了，我工作忙，身体又不好，以后就麻烦你们多费心了。”
上世纪50年代初，西花厅的叔叔阿姨都很年轻，如有哪位同志结婚，伯父伯母总要认真地准备一份贺礼，或一对枕套，或一块布料，或一幅织锦风景画，东西不贵重，礼轻情意重。而当哪位叔叔的爱人或哪位阿姨生了宝宝，伯父伯母又会去买来一只老母鸡、两斤鸡蛋、一包白糖或红糖，送给产妇，表示由衷的祝贺。另外伯父知道司机杨金明家中孩子多，生活困难，便每个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几十元帮助老杨叔叔，直到他去世，从没间断。
所以，凡在西花厅工作的同志，都亲切地将西花厅称作是“家”，将伯父伯母这两位老革命，视如自己家的老人一般。
做普通人
那么，对周家第二代，周总理又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1964年8月，伯父给我们这些周家的年轻人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他希望周家的第二代将来去做工人、农民，去当兵。
1958年，周国盛（周总理堂侄女）从南京来到北京找伯父，想让伯父帮她安排一份工作。大家知道伯父是不给亲属安排工作的，但他却给这个女孩安排了一份工作。他说：“你去当工人怎么样？”又说：“周家那么多人，却没有一个工人。”周国盛同意了，去石家庄国棉一厂当了一名工人。老两口非常满意，也非常关心她。国庆节，国盛来北京看望两位老人，从不收礼的伯父伯母高兴地收下了她送来的梨和枣子。伯母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大家都来尝一尝，这是我们周家第一个工人带来的梨和枣子。”
1961年夏天，我哥哥周秉钧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由于当年国家遭受灾害，政府决定照顾农村劳动力，而多从城市征兵，伯父便动员哥哥放弃考大学去当兵，哥哥也很听话就去参了军。他被送到航校学习，毕业后分到广东沿海去保卫祖国边疆，开了20年的歼击机。
1964年，我四弟周秉华上高二了，这年8月，在伯父召集周家第二代亲属的家庭会议上，秉华向伯父表态说，等他明年高中毕业了就去农村，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伯父立刻说：“好，我们支持你。”第二年，秉华高中毕业，由于部队征兵，他被选上，伯父知道后又对他说：“等你服兵役回来，还可以去农村。”
1968年，我五弟秉和去延安插队，六妹秉建去内蒙古插队。1970年春天，部队去农村征兵，他们两个人都被征到部队当了兵。伯父知道后，要求他们立刻脱下军装回到农村去继续参加农村劳动。伯父表示，当时全国还有上千万青年学生在农村插队，周家孩子不能带头离开农村。就这样，他们只当了三个月的解放军战士，就又回到了农村。
伯父的要求虽高但也并没有强逼着我们，不过，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是他对我们最起码的要求。
（记者 王敏霞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