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平年》服饰看吴越国的政治智慧

　　●朱晓平

　　今年春节期间，我连刷两遍电视连续剧《太平年》，在其恢宏的历史叙事中，也领略到了吴越国从国王到大臣再到将佐兵士、黎庶百姓绚丽多彩的穿着打扮以及体现吴越风俗的衣裙服饰。纵观吴越国的服饰体系，既有尊中原为正朔的政治策略，又保留作为独立政权的地域审美、文化自信，也有发展本邦纺织产业的经济逻辑，在服饰文化上凸显出钱氏君王治国理政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中国自古有“衣冠上囯”的称谓。穿什么衣、披什么袍、戴什么帽都要遵循地位、官阶和身份。开国伊始，家事国事天下事，千头万绪一大堆，钱镠抓大放小，第一时间“定服色，明贵贱”，沿袭唐朝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的品色服制，确立了以紫、绯、绿、青等颜色区分吴越国官阶的服饰制度，借此表明吴越国的政治站位，对中原王朝的文化认同、藩属地位。君王官员，在正式场合、重要庆典，尤其是出使外交，一律穿戴唐代款式的吴越国官服，以“行走的名片”，获取中原王朝的信任。至于服饰面料，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选用本土上等的葛布、绸缎等，用漫不经心的方式展示江南地区的富庶与文化积淀以及吴越国纺织业的发达和国力的强盛。南宋吴自牧《梦粱录·物产·丝之品》条记载，当时吴越一带盛产绫、锦、克丝、鹿胎、纻丝、纱、绢等纺织品，而且做工精细。如鹿胎，“皆花纹特起，色样织造不一”，纱则有“素纱、天净、三法暗花纱、粟地纱、茸纱”等。《梦粱录》成书时间距五代不远。唐时，越州（今绍兴）即为现今浙江、苏南一带的丝织中心，到五代十国，吴越王钱氏保境安民，大力劝民农桑，越州（吴越国东府，陪都）很快发展为闻名全国的纺织中心。所以吴越国君王、大臣、妃嫔的衣料，半数以上即产自越州。

　　吴越国辖境原系百越之地，服饰元素或多或少会留存古越传统，衣服上刺绣的牡丹、凤凰等图案，精妙细腻，对后世的“越绣”，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工艺推动作用。为了尊重历史，《太平年》剧组从蓝草、槐花、茜草、黄栌等植物中提取天然色素，用花花草草染出8000套戏服，还原了独具东方神韵的中国色彩。钱弘佐、钱弘倧、钱弘俶、孙太真等的朝服、常服的色彩也因此显得绚烂天然、美轮美奂，一举手一投足都自带江南的飘逸，有别于后汉、后周那边“硬邦邦”的战袍和为抵挡风沙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衣领衫袖。

　　《太平年》剧中，一顶帽子成为吴越国服饰中最吸睛之处。吴越国虽向中原称臣，在服装款式、色调上严格对标唐制，但在服饰细节方面却刻意保留吴风越俗。君王、官员的帽子幞头朝天，饰吴越纹样，简直有点类似于后世三面向上卷边的乌毡帽。而同时期中原天子、官员帽子的形制、装饰均明显不同，尤其是赵匡胤黄袍加身登基后戴的“长翅帽”，更与钱弘俶的“兔耳帽”有了天壤之别。吴越国这种有意无意对服饰本土化改造的创意，实际上也多多少少折射出其三代五王“既要又要”的治国方略，小创意蕴涵大智慧——“善事中国”又远离北方频仍的战乱和兵燹，让东南百姓安居乐业，一心一意生产生活。至于插在“兔耳帽”上的簪饰，曾经为古代官员插在帽子上的毛笔，方便随时取用，演化到吴越国，则已成为帽饰。倒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穿对面襟上衣的绍兴农村干部，钢笔、圆珠笔无处安放，也有随手插进乌毡帽卷边里面的，要写个便条什么的，方便得很。据《吴越备史》等记载，越州为吴越国统治浙东的行政中心和军事重镇，吴越国存续72年期间，5位君王为处理政事军务，频繁往返于杭州和越州之间，大批文官武将当然要同进同出，他们的衣饰风尚，往往引领服装潮流，所以我猜想，说不定乌毡帽上面插笔，还带有吴越国的遗风呢。

　　吴越国的政治生活通过服饰体系这一“生活政治”，讲究实用、低调、美观，实现了政权符号、江南审美、精湛技艺等的多维融合，最终为978年的纳土归宋，奠定了文化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