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靖
李修文在散文集《山河袈裟》中，书写了生命的苦难和对苦难的反抗。他不仅洞察了世间普通人生存的困境和精神的困境，而且在苦行中探寻到人间情义对命运苦难的超越。李修文通过散文的跨文体写作将生活之苦和人性之美在作品中展现出来。
在书中，李修文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文章的传统，还吸收了多元文化的养分。在其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左传》《春秋》《史记》的史传传统，以及古代志怪小说的叙事影响。《鞑靼荒漠》中莲生栖身的孔雀岛又如同意大利作家布扎蒂笔下的鞑靼荒漠。《荆州怨曲》中作家讲述了从“画图”上的荆州到“史册”上的荆州所走的“沉默与丧失”的道路。《青见甘见》中，作家所说的日语中的“花见”一词隐喻了平凡人间的“指望变作了现实”。
李修文将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的艺术手法融汇于《山河袈裟》的创作中，其本质是处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虽然各个篇章的人物、情节、结构不同，但作家通过“生命苦难”这一共同的主题将各个部分统一起来。作家没有过分渲染苦难，而是用心灵去贴近日常生活，书写普通人命运中的不幸，赞美他们在对生命困苦的反抗过程中所展现的人性之美。除《夜路十五里》《一个母亲》以外，《山河袈裟》的多数篇章都是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来展现个体生命在苦难中的痛苦与挣扎。作家将小说笔法投入散文创作中，从而增加了文本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山河袈裟》具有诗性之美，其“散文文本继承了前期新奇而含混的象征隐喻、创造性的语词及特有的节奏韵律的创作技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试图摆脱文体的束缚，重新审视散文这一开放性的文体在当下社会进行再创造的可能性，并通过对“失败者”和“反抗”的书写，“彻底坐实了自己的命运”。
李修文写作风格的变化不仅与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还与他对现实世界的体悟有关。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遭际为其散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和深厚的情感基础。作家少年时期的经历在《苦水菩萨》和《看苹果的下午》中得以展现出来。作家十年四处漂泊的经历使他体会到“人生绝不应该向此时此地举手投降”。可以说，李修文将自身的知识、经验以及对现实人生的思考全部注入散文创作中，将写作变成一种本能。
在山河中行走的，既是作家自己，又是作家在十年奔波中所遇见的各种陷入困境的人，他们都在山河人间赶路，遭逢各种各样的幸与不幸，在困顿中真真切切地反抗。在李修文笔下，“我”作为“失意者”来书写十年颠沛流离中所遭遇的人和事，更重要的是“我”在生命群像背后感受到了人性之美和人性之善，以此来审视自我和审视生命。可以说，李修文在十年苦行中所遭遇的人和事不仅使他克服了写作上的困境，还完成了灵魂上的再造和精神上的升华。李修文在《山河袈裟》中不仅仅呈现了普通人在苦难中的生活状况，更体现了人间情义对生命苦难的反抗。
书中对生命苦难的反抗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作家在十年四处奔波中被普通人和写作所拯救；另一方面是普通人在世俗困苦中努力活着，就是对生命苦难的超越。《穷亲戚》中作家呈现了三种人生命运——一种是躲在“窗帘”笼里，既没有走出去，也没有安静下来；一种是先“呼号着奔向了远方，再被远方不由分说地驱赶回来”；最后一种，“是不是身在一座囚笼里已经不重要，如何使自己的囚笼更舒适、更精致，才是迫在眉睫的事”。不管普通人有什么样的命运，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每个人最终要生活。《山河袈裟》中作家通过向死而生的反抗来彰显平凡小人物的坚韧，而作家对人生困顿的反抗便是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山河袈裟》中，李修文通过写作获得了自我拯救，其笔下的人物也在反抗命运苦难中展开了他们的一生。
《山河袈裟》将生命苦难和人性之美深度融合。作家摆脱文本的束缚，以现实世界为依托来书写生命的苦难和对苦难的反抗。作家以小人物为本位记录了山河中行走的失意者，他们在生活的困顿中苦苦挣扎，也正是从这些人的困顿和挣扎中，李修文看到了自我：“他们也是失败，是穷愁病苦，我曾以为我不是他们，但实际上，我从来就是他们。”他在他自己的困顿中实现了自我拯救：“唯有写作，既是困顿里的正信，也是游方时的袈裟。”李修文用诗性的文笔来书写生命之美和生之尊严，从而完成了灵魂上的再造和精神上的升华。
作者系山东烟台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