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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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地域文化中最富生命力的精神基因——如“奋发图强”的韧性、“崇尚智慧”的灵性、“创新创业”的胆魄一一提炼出来，转化为支撑学生核心素养的内在骨架
春节假期落幕，校园里又响起了琅琅读书声。晨光熹微，看着孩童们背着书包，从弥漫着黄酒醇香、飘散着早点热气的街巷走向校园的大门，我的心中升起一个念头：学校，或许从来就不只是一座孤立的知识殿堂，它更像一只巨大的、温润的陶罐，静静地安放在这片土地的中央，默默地承接、沉淀，并酝酿着从四面八方流淌而来的地域文化之活水。
这文化，是悄然渗入校园肌理的。它不总是以宏大的宣言或隆重的仪式出场，更多时候，它化作了无处不在的呼吸与脉动。语文课上，读到鲁迅的《社戏》，老师轻轻一句“咱们绍兴水乡，从前社戏就是这样在河埠头唱的”，课文里的文字便活了过来，窗外仿佛传来欸乃的桨声与咿呀的戏音。历史与社会课堂上，讲到“水乡民居”，课件里展示的正是学生每日穿行的台门照片，窗格、门楣、石阶，每一处都是可触摸的往昔。就连班队活动课，也可能是一场小小的“寻访老街”分享会。我曾见一位老教师，在讲解《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信手拈来绍兴台门里的童谣、老街上消失的货郎叫卖声，课文里的场景瞬间与窗外的古城血脉相通。地域文化，就这样如盐溶于水，无痕却有味，滋养着一代代学子精神的味蕾。
事实上，学校绝非一个被动的文化容器，它更是一个强大的激活器与创造工坊，赋予古老文化以青春的形态与时代的意义。教育的使命，不仅是“保存”与“传承”，更是“创新”与“丰富”。塔山中心小学将民族艺术融入日常；培新小学用国际象棋开拓出一片智慧的天空；群英小学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流动花朵”开发《民俗风情“1+1”》课程，让“出生地文化”与“就读地文化”深情对话……这些，都是教育对地域文化自觉的、创造性的“再编码”。
许多学校还围绕“越文化”着手开发校本课程，比如鲁迅小学的《“越乡娃”开放式思政》、北海小学的《品味越韵》、长城中学的《绍兴方言》等，孩子们带着任务卡走进老街、博物馆、黄酒工坊，用脚步丈量，用画笔记录，用文字述说，文化的感知从纸面走向大地。
更为可贵的是，这种互动并非总是温情脉脉地融合，其间也存在着值得深思的张力。现代化、标准化的教育浪潮，与地域文化独特的、有时略显“土气”的个性之间，如何平衡？升学压力下的功利取向，与文化浸润所需的“慢工细活”之间，如何取舍？一些探索正在试图回应这些张力。有的学校精心建设校史馆，将本地先贤以及与学校有渊源的史料、老教具、校友的乡土记忆作品收置其中，使之成为一部立体的、可感的“地方文化启蒙书”。思政课程实践中，思政老师向学生分析“绍兴师爷”幕僚文化中的职业操守与智谋局限，引导他们用辩证的方法思考乡土人格。研学实践则设计得更具深度，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为何这片土地能走出这么多文人脊梁”的问题，走进青藤书屋、阳明故里，在真实的场域中对话历史。这要求教育者必须具备一种“文化的清醒”与“教育的智慧”。既不能固守窠臼，让学校成为文化化石的陈列馆，也不能割断血脉，让教育成为无根的浮萍。理想的境界，或许正如越城教育所探索的：将地域文化中最富生命力的精神基因——如“奋发图强”的韧性、“崇尚智慧”的灵性、“创新创业”的胆魄一一提炼出来，转化为支撑学生核心素养的内在骨架。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地域文化与学校教育那深长而美妙的交相辉映：它让学校扎根于一片深厚的土壤，从而获得抗击风雨的定力与持续生长的养分；它也让地域文化借助教育的神奇力量，得以摆脱尘封的宿命，在每一代学生身上获得复活、更新与永恒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