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兴海
正月初六，今日终于访成了徐渭墓园。
说起来，十五年间，笔架山倒是登过三次了。从城区方向望过去，那两座最高的山峰，确如天地间一支巨大的笔架。前两次登山都成功了，唯独山脚下盆地的墓园，不知怎的总被错过——要么是找错了岔路，要么是被杂树荒草迷了方向，明明近在咫尺，偏偏缘悭一面。
今日下山来，总算进了墓园。入门便见一方青石垒起的墓冢，不大，两米有余的样子，上面覆着黄土，朴素得有些寒酸。墓前立着一通石碑，上书“明徐文长先生墓”几个大字，是沙孟海先生的手笔。旁边还有几座或大或小的墓，是他父母、兄嫂和两个儿子的。父亲徐鏓的墓碑，碑文中说是阳明弟子王畿撰的文、徐渭亲书的字——可惜原碑早已不存，现今的碑文是沈定庵先生重书的。墓园是1989年政府出资修复的，如今已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站在墓前，往南望，两公里开外，笔架山静静卧着。从墓园的方向看过去，那两座山峰依旧是笔架的模样。徐渭当年选中这块地方，大约就是这个缘故吧。往东不到三百米，便是印山越国王陵。那座王陵，当年以为是个小山丘，叫印山。王陵藏在山间盆地里，被历代盗墓贼光顾过不知多少回，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由考古工作者正式发掘清理，如今也成了国家重点文物。一个越王，一个布衣，做了数百年的邻居。越王陵里藏着多少青铜礼器、玉器珍宝，那要问盗墓贼了；徐渭墓里却只有笔砚和笔架。
说起这个，倒想起20世纪60年代破四旧的时候，有人挖开过这座墓——当时是清代阮元重建的。据说墓室里别无长物，只有笔砚和一方笔架。这倒也合他的脾气，生前穷得叮当响，死后也不肯带什么金银财宝走。
徐渭晚年写过一首《春兴》诗：“七旬过二是今年，垂老无孙守墓田。半亩稻秧空饿鹿，两株松树罢啼鹃。”写这首诗的时候，他七十二岁了，没有孙子，守着几亩薄田，看着稻秧被野鹿糟蹋，听着松树上的杜鹃啼叫，凄凄惨惨的。他还写过《治冢二首》，诗中写着“枯冢僻且荒，来游则云那”，仿佛早就料到自己身后的冷清。可他偏偏又给自己挑了这么个好地方——正对着笔架山，挨着越国王陵。他晚年自号“天池道人”，大约是真有些出世的心思了。可一个出世的道人，又何必挨着王陵呢？大约他心里终究是有些不甘的。
徐渭的死，是很悲惨的。万历二十一年，他七十三岁，在贫病交加中死去。身边没有亲人，据说下葬的时候连像样的棺木都没有，只用一领草荐裹着遗体入殓。他两个儿子既无功名，也未做官，似乎也都没有成家。他生前藏书数千卷，都变卖殆尽了。他曾自谓“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按徐渭的脾气，他很可能说的是反话。可这些才气，到头来也换不来一口好棺材。
他的书法，我是见过的。狂草，满纸烟云，跌宕恣肆，就像他这个人——一辈子不肯安分。内子看了半天，说：“他的字，能认得出来的，怕没有几个人呢。”又说：“虽然狂，边界还是有的。”这话说得准。徐渭的狂，不是没有来由的疯。他早年学过王阳明的心学，是季本的弟子，心里是有根底的。他的狂放，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是明知有边界却偏要在边界上跳舞的那种狂。袁宏道说他“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这话说得真好。
墓园里有一间徐渭纪念室，陈列着一些生平资料和后人研究的著作。细看下来，却有些遗憾——近年的研究成果似乎没有及时补进去。比如盛鸿郎先生那本《徐渭研究》，考订精详，用力甚深；还有新修的《徐渭志》，梳理生平、交游、著述，颇多发现。这些本该是纪念室里最该呈现的东西，却一本也未见。想来徐渭一生寂寞，身后事也还是寂寞的。
说起来有趣，今年的春晚，居然封了徐渭做十二花神之一。墓园里游人络绎不绝，男女老少都有，神色凝重。他们绕着墓冢慢慢地走，看着石碑，看着旁边的介绍，不说话。我猜他们心里大约都在想同一个问题：这样的天才，在明朝遇见了怎样的罪恶？这样的悲剧，我们今天是可以避免的吗？
我不知道答案。站在笔架山下，看着那些游人凝重的脸，我想起徐渭的一句诗。他在《上冢》里写道：“黄泥闭雪髭，欲会那可得。”意思是说，黄土埋了人，想再见一面，哪里能呢？我自己虽然近在咫尺，可这些游人，千里迢迢地跑来，不就是为了“会”那一个不可得的人吗？
出墓园的时候，天色将晚。回望东边，印山王陵隐在薄暮里；再往南，笔架山那两座山峰在暮色中愈发清晰，真真切切地像搁笔的架子。我想，徐渭生前大约无数次看过这座山，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在发狂自残的时候，在狱中写诗的时候，在临终前用草荐裹身的时候。他看了一辈子，最后还是把自己埋在了山脚下。
天地间的那支笔架，他终于可以永远地枕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