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
这些年，每到春节我都纠结，纠结这接下来的一周时间，我该如何在生命经验和文化的双重意义上对之命名。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俗称过年，这个隆重的节日里，全国上下通常要放七天左右的假期，习惯上称之为春节长假。春节、过年和长假，如同一个人的学名、小名和外号，但又不同于学名、小名和外号。人之三名说到底指的是同一个人，春节的三个名字，在我的感觉里，似乎越来越不是同一个节日了。
在知道“春节”之前，我一直生活在“过年”的氛围和文化里。我喜欢“过年”这个词，有年味儿。
可能跟我的生活经历有关系。我生长在一个老旧的乡村，即使到上世纪90年代，整个世界都日新月异了，我老家还处在千百年来乡村生活的巨大惯性里。时间在那片土地上近乎行动迟缓，乡风民俗基本都坚守着，过年就是过年，一年中最大的事儿，喜气洋洋，土得掉渣，但那黏稠的烟火气、喜庆味儿，和对来年好日子毫无遮掩的向往，让我在色香味诸个层面上深刻地理解了这个中国传统的节日。
实话实说，我对春节所有的美好记忆都来自故乡的过年。那个年味儿是从野地里、街巷中、家门口、集市上和每一个人的内心与脸上分泌和蒸腾出来的。是日复一日的遥想终于水到渠成，是小企盼一天天积累最后导致的大爆炸。那的的确确是一年的目标和终点，以及新一年的开始：各种遥想与企盼再次累积。
年味儿。年味儿是必要的习俗、仪式和细节。
在故乡的那些年，每年我都是从十月份开始清晰地意识到这一年的尽头是“年”。十月份，秋凉降临，一刀刀红纸、一箱箱墨汁堆放到我睡觉的西屋里。白天我上学，祖父在西屋里的一张大槐木桌上开始干活儿，裁纸、折叠、调墨，然后开写。我家卖对联，这是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开始的营生，一直到我念大学，那会儿祖父八十多岁，写不动了，三十年的卖字生涯才告结束。
过年要从容，一顿除夕饭必须吃好。很多地方除夕饭都在晚上，一家人围炉夜话，来一顿丰盛的大餐，我们那里在中午。一上午都忙，祖母、我妈和我姐在厨房，祖父、我爸和我在院子里，围着一张八仙桌转，给街坊邻居写对联。早年是祖父和我爸写，我打下手；后来是我爸和我写；再后来，我爸也袖手旁观了，看我一个人忙活。都写好了，他们拿回家贴上。开门红，开门见红了，午饭方可开吃。我们的规矩是对联必须贴在饭前。邻居走后，我用剩下的纸写自家的对联，所以我们家的午饭永远都是村子里最晚的。别人吃完了还有空睡个午觉，我家吃完了，除夕夜就到了。
祖父的堂弟，我叫二爷爷的，生前擅做花。用自制的材料，做出枝叶和花朵，花瓣间的粉蕊上都能蓬蓬勃勃地散出香气。女孩要花，男孩要炮。说的是过年时，男孩喜欢玩鞭炮，口袋里总要装几个二踢脚、掼雷、焰火和小鞭炮，随时拿出来弄出点动静；女孩则要戴花，插在辫子里，或者别在衣服和手套上，那时候，周围村镇的姑娘、女娃，大小花朵人手一枝，多半出自我二爷爷之手。
什么是仪式感？我的理解，它应该是某种被内化为信仰的形式。仪式感从来就不是庸俗的形式主义，它需要在走过场之后，真正地走进去，过完眼走心。仪式感源于敬惜。它是一件事之所以成立的正大庄严的证明。它是它的内在需要。也许在今天，那朵花已经不再是小姑娘插在发辫和衣服上的一朵花，而是其他的什么，但它要有。它的强烈的符号化意义应该及时充分地呈现出来。就像过年时门上要贴的对联和“福”字，就像为了庆祝节日、提升气氛应该燃放的鞭炮。它们是年之所以是年的理由。年要有年的味道，年要有年味儿。
十几年来，我正是在见证着“年味儿”的日渐稀薄中开始了对春节的纠结。
回想在故乡之外我所过的若干春节，突然觉得春节这个词的确更贴近当下，那些热气腾腾、红尘滚滚的年味儿正日甚一日地远去。有两年春节，我在北京的居民楼里上上下下地跑，一半人家的门上没贴春联。作为一个从小泡在春联里的人，最初几年确实不能理解，总是替他们惋惜过了个残缺的新年。不料其后，我自己竟也慢慢加入了懈怠的行列。直至某年我自己的字被印成了春联，一箱子寄过来，手头宽裕，放着也浪费，才捡起贴春联的习惯。捡起又有捡起的好。
人到中年，越发意识到，一件事从来就不单单是光秃的这一件事，往大里说，或关乎文化与传统，往小里说，或涉及个体记忆。那一年，带着儿子贴对联，儿子问，贴这两溜儿红纸有什么用？我一时语塞。有什么用呢？说起来真要话长。遥想到我小时候，断不会向我爸问出这种问题。
对很多城市生活者来说，“年”已经褪尽繁华、热闹与温暖，成为清冷的“春节”。忙了数月，终于可以喘口气，找个山清水秀的安闲所在，躺平、放空，关机清一下内存，让主机和CPU歇一歇冷却一下，一周后开足马力再战三百回合。
没回故乡过年的十几年里，大部分春节在北京过，其余几年都在海南、大理。在酒店和景区，若非东道主刻意装点的春节符号，你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完全想不起过年这回事儿，你就是个单纯的度假者。跟一年中的其他任何时间一样，碰巧你在这个时段有了空闲而已。在这里，春节就是个长假。而我们对此正习以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