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路与历史的路
“明史大家”陈宝良的凝视
■ 记者 何瑛儿 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开栏的话】
何谓“江南”？小桥流水，杏花春雨。何谓“越城”？卧薪尝胆，投醪出征。
千百年来，这片水乡泽国从不只有温婉，更有风骨。它藏在勾践的十年生聚里，藏在王阳明的龙场夜悟里，藏在秋瑾的男装与短剑里，也藏在鲁迅的案头与徐渭的墨痕里。他们是刻在史册上的名字，是学堂里仰望的背影——“风骨江南·名人之约”，愿做一把钥匙，打开名人的另一扇门。
名人落座，对谈如邻。一杯茶，一个故事，让我们重新认识——那些有血有肉的绍兴人。当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我们相通，绍兴的精神文脉便不再是书本上的名词，而是流淌在街巷烟火里的动词。
40多年前，一位绍兴少年高考结束，选择了历史，走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
40多年后，中国明史学界，活跃着一位叫陈宝良的学者。他深耕“明朝那些事”，从科举到制度，从秀才到流氓，几乎将明朝社会的角角落落翻了个遍，每一部作品都让人如雷贯耳：《明代社会生活史》被誉为“典范之作”。《中国的社与会》是研究明代基层社会群体与组织的开创性著作。《中国流氓史》自1993年首版以来屡次再版，影响深远。《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被视为构建明代社会史研究新范式的重要标志。去年出版的《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系统探讨了明清制度的延续与变迁。此外，《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等，都是明史研究中的重量级著作。
除了著书立说，他还是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桃李满天下。
而在我眼里，陈宝良身上最动人的元素，或许仍在于——他是绍兴人，毕业于绍兴一中，受聘于绍兴文理学院兼职教授，一生都浸润在学术的海洋里。
陈宝良的脚下，始终清晰地延展着两条路：一条通往故乡，一条通往历史。40多年前，他沿着故乡的路，踏上那条通向历史深处的路。40多年后，他再次顺着那条路回到故乡——开会、讲学、传播文化，播种乡情的温度与历史的光亮。今年春节，趁陈宝良教授回乡之际，记者采访了他。
闯进明史大门
源于家乡生活经历
记者：作为从绍兴走出去的知名学者，家乡的山水、风物或文化在您的成长和学术生涯中留下了怎样独特的印记？
陈宝良：故乡是一种文化记忆。它不仅渗透于我的日常生活，如每天绍兴菜会摆上我家的餐桌；更是一种传承，贯通于我的血脉之中。在我个人的学术生涯中，很多历史问题的探讨，诸如历史上的流氓（即绍兴人俗称的“破脚骨”）、民间互助结会（如绍兴的“兜会”），都与我儿时的生活经历有关，最后写成了《中国流氓史》《中国的社与会》两本书。
至于我走上历史研究之路，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机缘。儿时夏夜乘凉时听乡老说“大头天话”，实际上已经在我心底播下了喜欢历史的种子。上大学后，更因知道了以黄宗羲、万斯同、章学诚等人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以及从绍兴走出去的现代史学家范文澜，而坚定了我研究历史的信心。
记者：今天的绍兴与您记忆中和研究里的“绍兴”最大的共鸣与不同是什么？
陈宝良：每次回到绍兴，都有一种“旧貌换新颜”的感觉。
尽管道路、交通、建筑等物质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绍兴人的生活依旧保留了很多历史传承，尤其是饮食与风俗方面。绍兴人对咸、臭的喜爱程度，似乎已经印在记忆中，并未随着社会发展而有所忘却。
故乡的巨大变化，不断让我思考以下两大问题：一是大量外地人涌入，是否已经部分改变了绍兴人的性格；二是绍兴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传统纺织业的发展，与明清时期的绍兴手工业，究竟存在着哪些内在联系。这两个问题，或许会成为我今后研究的方向。
绍兴民间崇尚“结社”
更应形成发展“合力”
记者：您认为，历史上绍兴地区活跃的“结社”传统，塑造了此地怎样的文化公共性与群体性格？对理解今日绍兴的人文生态有何启示？
陈宝良：历史上的绍兴，结社、结会相当兴盛。既有士大夫精英的讲学会，尤其是刘宗周组织的“证人社”，以及随后清初的“甬上讲经会”；又有民间的互助性结会，如绍兴的“兜会”。这些民间力量，既可以教化地方百姓，成为团结地方的力量，又可以互相帮助，共同度过灾荒之年。所有这些，无不证明绍兴民间存在着一种崇尚团结的良好风尚。
这无疑是绍兴人的一种“合群”精神，也是绍兴的地方性格。这对今日绍兴的人文生态具有极好的启示，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作为本地的绍兴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一种“合力”，而不是单打独斗；二是向外发展的绍兴人，更应该有一种自觉的合群精神，扩大绍兴在他乡的影响力。
记者：请谈谈关于晚明“空谈”与“经世”的争议。在信息纷杂、观点多元的当下，知识分子（或知识人）应如何平衡深度思考、社会批判与务实建设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历史的误解？
陈宝良：中国士大夫一向信奉“缓则治其本，急则治其标”。在国家、社会平稳、安定时期，“治本”是关键，犹如人必须吃的“粱肉”，病人所需的补药，既是必需之物，又见效较慢，但对国家与社会意义重大。就此而论，所谓“空谈”，内含一种批评精神，并非对国家与社会无益，只是功效稍慢而已。假如一个社会少了批判精神，人云亦云，甚至为了一己私利苟且偷安，无疑不利于社会进步。当国家、社会陷入危机之时，则须“治标”，犹如人病急时必须服用猛药，以期快速见效。值此之时，再说一些冠冕堂皇且无关痛痒的话语，貌似具有批判精神，实则无益于社会，成了一种“空谈”。
不同的历史时期与社会状况，需要不同的应对态度。一个国家与社会，既需要有人去“空谈”理想，针砭社会弊端，也需要有人脚踏实地去做一些务实的事情。两者不可偏废。相较而言，我个人更喜欢务实建设的人。一个国家与社会，只有多一些真干、实干的人，未来才有希望。
记者：在当今时代，“知识人”的角色、责任及其与社会的联结方式，正在发生哪些深层次变化？历史的研究能为我们提供怎样的预见或警示？
陈宝良：从“士大夫”到“知识人”的蜕变，预示着社会正处于一种重大转变中，是中国社会渐趋近代化的一种表征。
士大夫是传统社会的精英，怀抱“家国情怀”。知识人既是新时代的精英，也是普通读书人的一员，通常也会陷于自己的职业领域而不能自拔，甚至会“两耳不闻窗外事”。毫无疑问，当社会发生剧变之时，知识人的角色、责任及其与社会的联结方式，显然也发生了诸多深层次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尤其应该警惕的是，知识人转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不再关心国家、社会与大众的诉求，进而失去社会责任感。历史的借鉴意义，就在于此。
文化“雅俗共赏”
与“绍兴师爷”再思考
记者：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避免文化同质化，让类似绍兴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持其“雅俗共赏”的活力？
陈宝良：文化有雅、俗之分，既有处于社会上层的精英文化，又有代表社会下层的庶民文化或大众文化。历史上的绍兴，因为科举兴盛，产生了不少思想家、历史学家、诗人，雅文化极其繁盛，但绍兴的俗文化也不遑多让，越歌、越谚、越戏极其发达。
尽管任何社会或一个时代的文化，都是雅、俗并存，但就文化发展来说，从“雅”到“俗”，这无疑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尤其在商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这种趋势尤为明显。面对文化趋于俗化的趋势，如何处理雅与俗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必须具有两种清醒的认识：一是不可有一种高傲的姿态，鄙视适应大众需求的俗文化，陷入曲高和寡的境地；二是在迎合市场、适应大众需求的过程中，不妨加入高雅的因素，进而提升大众的审美趣味。总之，在雅与俗的关系上，不可互相鄙薄，甚至对立，只能相互欣赏，直至相辅相成。
记者：“绍兴师爷”是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幕僚知识分子群体。如何超越权谋、机变的刻板印象，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群体在王朝治理体系中的精神处境、职业伦理与知识实践？
陈宝良：在认识历史人物时，必须跳出机械化的刻板印象，还历史人物或群体一个完整而又多样化的形象。一方面，绍兴师爷是绍兴科举文化繁盛、读书人人数众多且科举竞争压力增大的产物，是读书人不得已而为之的“下场头”，只是维持生计的一种职业而已。另一方面，绍兴师爷与山人、清客又有很大的区别。山人、清客是“帮闲”，而绍兴师爷是“帮忙”。
在明清王朝体系中，由于过分看重科举，科举出身的官员大多缺乏治理地方的经验，由此导致“权在胥吏”的局面，官员不得不倚重绍兴师爷，以便起到“佐官检吏”的作用。绍兴师爷并非如文学、艺术作品中呈现出来的那种刻板印象，即擅长舞文作弊的刀笔之人，而是同样讲究职业伦理的一个社会群体。只要看一下著名绍兴师爷汪辉祖所著《佐治药言》与《双节堂庸训》，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绍兴师爷同样信奉“衙门中好修行”的信条。这就是他们的职业伦理。
记者：未来，您是否有计划以绍兴为具体案例，进行更聚焦的“微观史”或“区域史”研究，将宏大叙事与故乡的毛细血管更紧密地结合？
陈宝良：我个人的研究兴趣与研究领域是明清史，尤其专注于明清社会史研究。当我研究整体明清社会史的时候，通常会更多地关注绍兴地区社会史。这不仅仅因为绍兴是我的生身血脉之地，更因为通过阅读更多史料，我发现明清时期的绍兴，作为江南的一部分，在整个明清社会史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换句话说，借助于解剖绍兴区域社会史，可以为明清整体社会史的理解提供一个很好的“样板”。
这就需要将宏观的视野与微观的视角加以结合。我很幸运，承蒙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的信任，让我参与《越文化通史》的撰写，负责元明两朝这一卷。以后我会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转入故乡文化的研究中，也算是为弘扬家乡文化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绍兴越文化
是理解中国近世发展的钥匙
记者：在您的明清史研究中，绍兴（及浙东地区）在整个中国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版图中，扮演着怎样一种独特角色？
陈宝良：研究绍兴（或浙东地区），必须将其置于两大视野下加以观察：一个是将绍兴置于整个中国经济、文化与社会的视野下加以考察。这是一种整体史的视野。另一个是将绍兴置于江南经济、文化与社会的视野下加以考察。这是一种区域史的视野。
众所周知，从汉末、六朝开始，历经隋唐，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南移，尤其是江南。至南宋，最终完成这种转移。在这一转移过程中，绍兴地区显然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如六朝时期王、谢家族的崛起，就是典型的例证。
说到江南文化，吴、越无疑是典范。苏州作为吴文化的典范，是一把理解江南乃至中国近世发展的关键钥匙。绍兴作为越文化的典范，同样是一把理解江南乃至中国近世发展的关键钥匙。当然，我一直认为，苏州、绍兴同为江南文化的典范，具有文化上的内在趋同性，但吴、越文化同样存在着内在的细微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性，影响了苏州、绍兴在近世以来的不同发展态势，而这更需要后来的研究者做更为深入的探讨。
记者：近年来绍兴的变化有目共睹。从您“在外游子”兼历史观察者的双重视角看，家乡最让您感到欣喜或惊喜的变化是什么？又有什么是您认为始终未变、需要坚守的“绍兴魂”？
陈宝良：故乡绍兴的变化，尤其是经济的增长，城市化建设以及教育、文化事业的兴旺发展，确实是有目共睹。当然，不管故乡的面貌如何变化，故乡人民的好客之情，勤俭、质朴的生活风尚始终未变。这就是“绍兴魂”，也就是“胆剑精神”，既敢为天下先，又能勤劳吃苦、脚踏实地地去做，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
记者：您认为孕育绍兴“名士文化”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与精神气质是什么？这股“浩然之气”在当代社会应如何创造性转化？
陈宝良：在明清两代，绍兴府在科举人才数量上一直处于全国前列。明代公安派文人袁宏道曾说绍兴名士如“过江之鲫”，并非夸大之语。这当然与绍兴的地理环境存在很大关系。在明清时期，绍兴人多地狭，绍兴人好学成风，民间尤为重视教育，这就造成了绍兴人才辈出，进而形成一种以雅致作为精神追求的“名士文化”。这种名士文化，同样造就了绍兴的精神气质，就是一切都需要凭借自己的努力而获得。
借用历史人物及其相关的话语系统，可将绍兴人的精神气质概括为以下两点：一是越王勾践传承下来的“卧薪尝胆”精神，这是一种忍、韧精神，甚至显得有点刚倔；二是鲁迅所说的“孺子牛”精神，勤奋劳作，不问收获。这两种精神堪称绍兴的文化精神，也是绍兴人的气质。若是对此加以创造性转化，同样可以成为适应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
记者：从社会经济史角度看，明清绍兴商帮的思维与行事方式有何特点？其中蕴含的“诚信”“韧劲”与“网络”精神，对今天打造“绍兴智造”品牌有何启发？
陈宝良：绍兴的工商业历史悠久，且具有自己的特点。我儿时所见的传统行业，分别有制扇业、纺织业与黄酒、酱油的酿造业。所有这些传统的手工业，虽说早已完成了现代转型，但时至今日，同样面临一种新的当代转型，即从“制造”向“智造”的转型。
如何实现这种转型，当然难以脱离经济发展的规律，但同样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的精神。绍兴人必须坚守“诚信”“韧劲”，但绍兴文化传统存在着一种互助合作的精神，诸如民间有“兜会”这样的金融互助组织，以及历史时期遍布天下的绍兴会馆，构成了一种沟通同乡与他乡的“网络”。如果能很好地借鉴这种网络，将其打造成符合当代经济、文化、社会的网络，对于促进绍兴发展大有裨益。
让顶级文化IP驱动创新
学者与故乡的双向滋润
记者：像阳明心学、鲁迅精神等顶级IP，应如何超越单纯的旅游符号，真正融入市民生活与城市品格，成为驱动创新的“软实力”？
陈宝良：历史最为重要的构成要素，有人、事、景、物四个。绍兴历史文化“底牌”与“王牌”的打造，显然也离不开这四大要素。绍兴已经成功地打造了阳明心学、鲁迅精神这两张文化名片，但显然还有拓展空间。我个人认为，在打造绍兴文化底牌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好绍兴的水资源、水文化，尤其是浙东运河的开发与利用。已有的浙东文化公园与博物馆，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同样需要加以拓展，使运河水文化活起来。如何使水文化活起来，可以开发浙东运河旅游线路，尤其是将航船（绍兴人称为埠船）适当恢复利用，将原本的交通工具，打造成沿运河旅游的旅行工具，并将沿途的村镇、景观串联在一起，进而形成一条与“唐诗之路”并驾齐驱的“浙东运河文化景观之路”。譬如，可以将航船之行与柯桥、东浦、皋埠、安昌等古镇联结在一起。这种打造，并非单纯的旅游符号，更要融入城市品格塑造与市民生活之中，进而形成一种文化“软实力”。
记者：在长三角一体化的今天，绍兴如何避免“千城一面”，在发展中塑造具有“东方美学辨识度”的现代城市气质？
陈宝良：绍兴是历史文化名城，是江南水乡典范。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是绍兴这座水乡古城的文化标识。我认为，绍兴的城市建设，尤其需要保护由江河、湖泊构成的水系。只有水干净了、水活了，才能焕发出古城新的活力。当然，现代城市气质的形塑，固然需要经济快速发展作为支撑，但更应发展城市文化的软实力，使文化融入城市发展之中，成为市民的精神血脉。
记者：城市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绍兴应营造怎样一种生态，才能吸引八方英才？
陈宝良：个人认为，绍兴在人才方面仍有不少可为之处：一是充分利用好在外绍兴籍人士的知识、技能与人脉，主动与他们取得联系，让他们感受到故乡人的热忱。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将他们引回来，参与家乡的经济与文化建设。二是充分利用好在绍兴的他乡人士，给他们更多的关心，尤其是给他们一个心情舒畅的良好文化氛围，使他们有宾至如归之感，进而激发更大的干劲。
记者：您最希望看到故乡在文化传承与发展方面，做出哪些新的、具有前瞻性的探索？您个人愿意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陈宝良：我认为至少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脚踏实地去做。第一步，是文化传承，可以发掘、整理具有绍兴特色的诸多文化、文献，汇编成大典式的“绍兴丛书”，借此展现绍兴文化的底色。第二步，是文化的创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文化建设已经卓有成效，需要适时地加以总结，汇编成大型的书籍，借此展现绍兴文化日新月异的多样化色彩。
作为一个身处他乡的绍兴籍学者，我愿意积极参与到绍兴文化的建设之中，并为绍兴文化的发扬光大，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当下，我正在参与《越文化通史》的编纂工作，以后会将更多精力转到绍兴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