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建荣
《吴越春秋·越王勾践外传》中，记载了赤帝在会稽宛委山藏“金简玉字”之书、大禹因此而“得通水之理”的故事。这大概是越地有关藏书、读书、用书的最早记载了。
2500多年前，作为大禹苗裔的越王勾践好战好武，也好读好文。他“筑石室于乐野”，并藏书其中，“昼书不倦，晦诵竟旦”。后人将勾践所诵之典籍，称为“石室藏书”。
私人藏书之始
越地专门的私人藏书，始于南朝梁时。时有山阴文学家孔休源，“聚书盈七千卷，手自校治”。
藏书超过七千卷，还亲自校勘整理，孔公称得上是越地的第一位藏书大家了。
古越藏书楼
越中自古多藏书楼，而贡献、影响尤为卓著者，则非古越藏书楼莫属。
古越藏书楼创办于1902年，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发端，实为国内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堪称中华第一藏书楼。它诞生于越地，实在也是钟灵毓秀的产物，实至名归的结果。
既捐资又捐书创办古越藏书楼的，是乡绅徐树兰先生。先生“为地方劝学”的情怀、“存古”“开新”的宗旨，以及其子、孙苦心经营的精神，影响深远，流芳至今。
古越藏书楼馆舍虽早已废，然门楼尚存，遗风亦犹可见，另有数册藏书存于今绍兴图书馆。
数典不能忘祖。发展好绍兴图书馆事业，保护利用传承好徐树兰故居及1990年已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越藏书楼，以知“来龙”而明“去脉”，需要进一步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
读书、藏书、刻书的互动
读书、藏书，离不开刻书。绍兴历史上读书之风弥漫，藏书之风盛行，是与刻书之风劲吹，有着直接的互为因果的关系的。
历史上，尤其在唐之后，绍兴人才辈出，与刻书、售书、藏书事业的繁荣，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唐时期，越州刊刻元稹、白居易的诗集，供乡学课读。唐长庆四年（824），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元稹，在为好友、杭州刺史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所作的序言中云：“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中也。”这是全国刊印书籍的最早记载之一，说明越地开了雕版印刷的风气之先。
在此基础上，到了两宋时，越中更是成了两浙，乃至全国的重点刻书地区之一。
明代时绍兴刊刻再掀高潮，呈现出官书刻印多、先哲著作和地方文献多、私家刻印特色丛书多的特点。
清代时，绍兴整理、刊刻古籍丛书，成为风尚。会稽赵之谦辑刊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40种，著名藏书家、会稽章寿康辑刊的《式训堂丛书》41种，著名藏书家、会稽徐树兰胞弟徐友兰辑刊的《绍兴先正遗书》等，均颇有影响。蔡元培早年曾应聘于徐家校书达四年之久。
古越多书店
刻书业的兴旺，带动了售书业的发展。清康熙、乾隆开始，售书作为一种职业，在绍兴城乡蓬勃兴起，先后出现了墨润堂等一批出版、流通书店。
墨润堂书苑，由山阴坡塘栖凫徐友兰子徐维则于清同治元年（1862）创办，地址在府城大马路水澄桥南首，蔡元培题写匾额。书苑主要经营上海商务、三联等版教科书并兼及其他，自设木刻作坊，印行《绍兴先正遗书》《百家姓》等，还委托石印《越言》等。书苑图书门类齐全，主导图书突出，兼营文具用品，存续了近百年时间。
书业的兴盛助推绍兴文明史
书店在历史上，曾经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标志。现在的书店，尤其是实体书店，既经受着城市化、信息化、现代化的挑战，也面临着城市化、信息化、现代化的机遇。
作为书业的组成部分，书店卖书与刻书、买书、藏书、读书，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书业兴，则教育兴、人才兴、文明兴、百业兴。绍兴光辉灿烂的历史，正是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而这种证明最集中的体现，是在绍兴这座城市。
（节选自《绍兴有意思》）
绍兴图书馆科技分馆。 见习记者 严培谕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