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树青
《古文观止》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由绍兴吴楚材、吴调侯叔侄编选刻印行世，因其选文精当，以“唐宋八大家文章为重心，上探秦汉风骨，下启明清流变”（清唐彪）。其涵盖二十二种文体，是中国散文编选的巅峰之作，与《唐诗三百首》并称“蒙学双璧”，甫一印行，即风行海内外，呈现“官刻稀少，坊刻兴盛，评注纷呈，遍布全国”的现象，成为最畅销、版本最多的古文选本。康熙三十四年（1695）吴兴祚刊刻于浙江的版本，即“吴氏家塾本”，存世稀少，为国家级善本。尔后，乾隆五十二年（1787）映雪堂刻本（据吴兴祚原本刊印），刻印精良，因其质量上乘，成为现代整理本最常依据的底本。
查阅《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和相关资料，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这两个版本的图书。但另有一说，“吴氏家塾本”早已失传，这有待进一步核实。而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省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均藏有清代不同时期的珍贵刻本。至于海外收藏，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康熙刻本，日本静嘉堂文库、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亦分别藏有各类清刻本。足见此书流传之广。
日本、韩国、越南因受汉文化影响，韩国、越南都出版过本土注音注解本。日本汉学界不但有较多译注本出版，还开展了对《古文观止》一书的研究。高桥智《〈古文观止〉在日本的接受和传播》（《日本斯道文库论集》第47辑2013）一文从文献学和接受史角度，系统梳理了《古文观止》的各种和刻本（日本翻刻、注释、训点本）在江户时代至近代的出版、流布情况，分析了其作为汉文学习教材对日本文人、学者的深刻影响，是了解《古文观止》东传日本的重要文献。高桥智年轻时曾在中国留学，目前已是日本著名的文献学家、版本目录学家。
《古文观止》的编者吴楚材，吴调侯以及资助出版的吴兴祚，彼此为叔侄关系。吴楚材（1655—1719），名乘权，字子舆，号楚材。吴调侯（1656—1718），名大职，字调侯。两人皆一生未仕，以授馆、著书为业，也都曾受业于吴兴祚。吴兴祚欣赏他们的才学，以封疆大吏的实力资助刊印并作序，对书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有学者认为，二吴编选此书，主要是受清代学术氛围的影响。清初考据学兴起，复古思潮盛行，读书人重视对古代典籍的研究与整理。其二，塾师的职业敏感，长期执教，使得他们了解学生的需求和痛点。除上述因素，我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绍兴的耕读文化对他们的浸润，使其养成达者兼济天下、穷亦心系家国的强烈入世情怀与社会担当感，其虽为乡间塾师，却有非凡的才情、宏阔的视野、吞吐千年文章的气魄、对烂熟于心的文章的独特感悟，促成编选此书。
绍兴耕读文化的形成与城市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稽山镜水间，不仅流淌着江南的灵秀，更掩藏着诸多的慷慨悲歌，造就了坊间多名士、宅中富典籍的人文环境，形成了独特的“耕读相济”的世风。其文化特征为：进取心特强，耕是为了生存与独立，读是为了求取功名、施展抱负。耕读本身不是终点，而是实现社会价值的手段，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对国家、民族、社会、民生都有着深切的关怀与意识，且不止于空谈。这与杭嘉湖平原地区偏重隐逸、适意与心灵栖居的耕读文化截然不同。
二吴正是绍兴耕读文化的典型代表，虽科举失意，仕途无望，以课徒为生，却不失经世之志，身居书斋仍怀立言不朽之思。青灯黄卷，丹铅不辍，其编纂不唯寻章摘句，实将平生所识，皆借古贤文章，将千秋文脉、治乱之道悉付是编，一申士人之怀。是编凭过硬选文质量和直指心魄的评注，终被士人推崇喜欢，流传三百多年而不衰，成为经典。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是成功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们的学术地位并不彰显，其作品的“中心地位”与编者的“边缘身份”形成反差，究其原因，不外乎二吴是“布衣学者”。而历史上其他文选的编选者多身居高位，或有文坛领袖的光环，代表着官方组织编纂而成，凭借着名位而流行。吴楚材、吴调侯终因时代而成功，也因时代而寂寞。
当今，信息技术迅猛变革，知识加速迭代，传统权威持续解构，社会步入“人人皆可传承文化”的新纪元。文化传承已非专家学者之专属特权，凡怀热忱、具学识者，皆可成为特定领域文化的梳理者、诠释者、传播者乃至创作者。布衣之士亦能成就不朽功业，文坛之地位终将取决于其真实的文化贡献与作品自身的价值，而非作者的身份、头衔或社会地位。
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中心，其核心职能在于助力普通市民获取知识、创造知识，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为此，图书馆尤应关注普通市民与民间文化学者，为其求知与治学之路提供更切实、更有力的支持。这是今天纪念《古文观止》出版330周年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