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读陶渊明
那秋生
我早年读《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知道鲁迅喜欢东晋陶渊明的诗，他在文中引用了那首《挽歌》：“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鲁迅欲学诗人的旷达，以期解脱“三一八惨案”给自己带来的极大悲愤。然而，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鲁迅说：陶渊明这个人物，“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题未定草》）因此，一向善于“知人论世”的鲁迅，连续发表了对于陶渊明的评论，在当时的文人中可谓最多，也最中肯。
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先生，东晋末刘宋初著名的诗人、辞赋家、散文家。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名作让其深受后人推崇、喜爱。
鲁迅在分析这个作为“隐士”的诗人时，往往充满了幽默的意趣：“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隐士》）“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如此，爱其诗而疑其行，这就是鲁迅所具的特殊眼光，他要为陶渊明重新正名——他并非一位“超人”，而是一个“真实的生命”。
鲁迅从陶渊明的诗里，果然找到了答案，这是一个思想家的独到发现。陶诗《述酒》曰：“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鲁迅由此作出判断：“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陶诗《读山海经》曰：“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鲁迅因而有了结论：“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
一面是“悠然见南山”般的平和隐静，另一面却是“猛志固常在”式的金刚怒目，这就是陶渊明的人格两极，所谓一“隐”一“猛”。古代的陶渊明，正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情感与复杂心理的诗人。
鲁迅能别出心裁，“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论证了“和旧说不同的人物”，这就是与众不同的“知人论世”。而现代的鲁迅呢，何尝不是如此？善于解剖别人的鲁迅，更严于解剖自己，面对这面镜子，鲁迅在思考人性的奇妙，在探索人生的奥秘。鲁迅之目的，无疑是揭示被掩蔽的历史真相，“猛志”者，实乃“猛士之心”也。
鲁迅之于陶渊明，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因为他也曾经历过相似的心灵之路。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是的，鲁迅就这样当过一回“隐士”，不过，曾经“彷徨”的他，终于从S会馆里走出来了，他又拿起笔继续“呐喊”，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战士”。
后来，当好友郁达夫离开白色恐怖的上海，去杭州西湖“隐居”时，鲁迅即时赋下《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其中劝他莫学与陶渊明齐名的林和靖，“梅鹤凄凉处士林”，并要他学屈原式的抗争，“风波浩荡足行吟”。
鲁迅把刘和珍等人称为“真的猛士”，高度颂扬了他们爱国救世的精神，相比之下，自己仿佛成了苟且偷生的“隐士”一般，他为此痛苦自责不已。同样的道理，当林语堂等人推崇明人小品、主张“性灵”与“闲适”时，鲁迅就以为“不合时宜”，批评他们的做法是“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认为，小品“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总之，事在人为，任何人都可以在“隐士”与“战士”之间作出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