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故事新编》首版于1936年1月，收录了他1922年至1935年间根据古代神话、传说、传奇等所创作的8篇短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
2026年是《故事新编》出版90周年。近日，“纪念《故事新编》出版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2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展开了深入且富有成效的交流探讨。
●记者 童 波
“难啃”却充满趣味
在鲁迅先生的三部小说集中，《故事新编》是不同于《呐喊》《彷徨》的创新尝试。鲁迅先生意在通过古今杂糅融合的方式重新叙述中国历史、神话故事，并在故事中融入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观察、批判以及反讽。同时，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集中，唯有《故事新编》留下了完整的手稿。
这部小说的大部分篇目是在上海创作的。1935年9月，鲁迅答应巴金的约稿。1936年1月，《故事新编》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的手稿由黄源保存，并于1963年正式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包括《补天》《理水》《采薇》《出关》《非攻》《起死》手稿和《奔月》《铸剑》的铅印稿等。上海鲁迅纪念馆将这部珍贵原稿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奔月》手稿、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收藏的《眉间尺》（后改名为《铸剑》）手稿合璧，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
“《故事新编》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折射出鲁迅先生对当时现实社会的观察、批判及反讽，更关联其个人思想史上的启蒙、革命与传统再造的主题。”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钟瑞滨说。
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黄乔生分享了自己阅读《故事新编》的体会与感受。他表示，《故事新编》值得经常读、反复读，而且常读常新，要将《故事新编》与《呐喊》《彷徨》等联系起来读，会发现每部小说集的最后一篇多有一种没写完的感觉。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郜元宝认为，《故事新编》始终是鲁迅研究中一部“难啃”却充满阅读趣味的作品，其阐释史围绕创作时间跨度、文体属性、创作方法与“油滑”风格等核心议题展开。他进一步追问，既有研究是否仍在鲁迅设定的论题内展开对话？呼吁在梳理前人研究史的基础上，就《故事新编》研究提出新的问题，开拓研究的新可能。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高远东认为，既有研究常因囿于既定文学成规而难以深入《故事新编》内核，应将《故事新编》置于鲁迅整体的创作与思想脉络中加以把握，只有结合鲁迅的小说、杂文及学术研究进行贯通理解，才能领会该作品的独特价值。可以说，《故事新编》是鲁迅博采众长后超越既有范式的文学创作，堪称其创作园地中一株瑰丽的“奇葩”。
鲁迅想象中的神话世界
在《故事新编》中，《补天》《奔月》《铸剑》主要是歌颂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的创造精神和复仇精神，赞扬了那些淳朴、正直、坚强的英雄人物，同时也讽刺了现实中的市侩气息和庸俗作风。《非攻》《理水》歌颂的是墨子和大禹这些中国脊梁式的人物。《采薇》《出关》《起死》则侧重于批判当时社会的消极避世、无为哲学、虚无主义等思想。
在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对《故事新编》中的部分短篇小说进行了学术探讨。
《补天》作于1922年。作品详尽地描写了女娲补天的过程，艰苦，繁重，以致最后献出了生命，作品中女娲被塑造成一位淳朴的人类母亲的形象。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符杰祥表示，在《故事新编》中，《补天》是最特殊的一篇，它是《呐喊》的最后一篇，后又被移出，重新置入新的小说集中。即使在《呐喊》，其题材与发表也格外特殊。《不周山》改名为《补天》，纳入新的小说集，绝非更换题目这样简单，它预示着作者赋予的小说的意义在新的文本时空里获得重新理解。
符杰祥认为，关于《不周山》造人与吃人的故事，如果往上溯源，可以从1905年鲁迅翻译科学小说《造人术》开始。1907年鲁迅撰写的《人之历史》是《造人术》的一种新的科学主义的续写。而《补天》的造人与吃人，是在《狂人日记》的启蒙延长线上，一种神话形式的再度续写。两种故事，两种新编。
《铸剑》发表于1927年，原题《眉间尺》，取材于《列异传》《搜神记》等古籍所记载的“三王冢”的故事，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复仇故事。
绍兴鲁迅纪念馆原研究馆员顾红亚撰文表示，以复仇为主题的小说《铸剑》中，鲁迅塑造的人物形象共有三类，一类是以眉间尺、黑色人、眉间尺父母为代表的复仇者；一类是以王为代表的暴政者；一类是既有王后、大臣等上位者，又有太监、侏儒等底层民众为代表的看客、帮闲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的解析，能够深刻地体味到流淌在鲁迅身上的胆剑气质，对看客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愤心理，以及强烈的对敌“一个都不宽恕”的复仇精神。
顾红亚认为，两千多年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的胆剑精神渗透在古城绍兴的方方面面。如作为地方剧种的绍剧，不但唱腔高亢，就连剧情也是充满着除奸锄恶、报仇雪耻的强烈的戏剧冲突。鲁迅从小跟随母亲到外祖母家消夏，和小朋友一起看社戏，戏台上就经常演绎这类戏曲，耳濡目染下，鲁迅对此有深刻的印象。除了舞台上无常这一勾魂使者的形象外，鲁迅还特别欣赏另一个鬼魂形象——女吊，在晚年还专门写了《女吊》一文，来歌颂这一复仇使者。同样深受鲁迅欣赏的还有死后化身为钱塘江潮神的伍子胥，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不顾君臣礼节，掘开楚平王墓，并鞭尸三百下，时人说他太过残忍，他却朗朗开口：“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哪怕死后，他还要日夕两次裹挟着潮水狂怒而来。鲁迅显然对伍子胥这种个性强悍、为复仇敢于抗天拒俗的行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铸剑》集中体现了这种复仇精神。
《出关》是1935年12月创作的，以先秦诸子中的孔子和老子为主要人物，叙述了孔老相争、孔胜老败的历史故事框架。
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姜异新表示，《出关》是鲁迅对《道德经》进行全链条生产的文学批评，小说中“关”的意象既是地理边界，也是思想与创作的关口。作品层层拆解了附着于历史与知识生产之上的三重“封条”。鲁迅以“油滑”为批评方法，保持反讽距离，在《出关》中呈现出更具本真性的“孔子”与“老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