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山
1171年7月3日，46岁的陆游携家眷出发，作别家乡绍兴山阴，去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当官。
陆游没意识到，这将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此后160天，行程5000余里，换船5次，一次遇险，一次搁浅，穿越今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7省市，经吴越、荆楚、巴蜀等文化区，最终写出了《入蜀记》，它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游记”。
此时，陆游更纠结于两个问题：
首先，自认年迈，已惧远行，即“少年亦慕宦游乐，投老方知行路难”，这次旅行真有必要吗？
其次，仕途多舛，少年科举屡败，后得恩荫入仕，38岁获赐“同进士出身”，40岁被排挤出朝，在家赋闲5年后，终于等来再被征召，仍是通判，且远在夔州，倍感“但忧死无闻，功不挂青史”。
其实前一年的12月25日，陆游便收到了任命，因生病，拖了半年多才上路。
只看《入蜀记》，如老僧入定，波澜不兴，明末萧士玮称“随笔所到，如空中之雨，小大萧散，出于自然”，编《四库全书》的馆臣也称其“雅洁”。可陆游同时期写了数十首诗，每首都很情绪化，比如出发前给好友梁克家写的《投梁参政》：
流离鬓成丝，悲吒泪如洗。
残年走巴峡，辛苦为斗米。
《入蜀记》是一个悲愤者写下的安静文字，只是少有人能明白：陆游为什么要这么写？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说：“陆放翁《入蜀记》，有酷好者。夫无意为文，文之至也。状物适状其物而止，叙事适叙其事而止。不增不减，自尔错落，然是通神明、类万物，古今称谓，信笔淋漓，乃能物如物、事如事，而成至文耳。”
方以智这么说，是基于文学史视角：从日记到行游文学，经历了上千年演化，至《入蜀记》始有大成。
陆游在写《入蜀记》时，受到了北宋欧阳修的《于役志》、张舜民的《郴行录》这两部作品的影响。《于役志》记录欧阳修被贬官后，从汴京到夷陵（今属湖北省宜昌市）的旅途见闻，即“行虽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亲旧留连”，但记录自己参加宴饮的内容太多，被讥为“酒肉账簿”。《郴行录》记录了从汴京到郴州的沿途风光，“凡风景佳胜处，几游历殆”。这两部作品不再纠结于“我的行程”，而是聚焦于“行程中的我”。
《入蜀记》能成为里程碑，因文本上有突破。
宋代行游类日记作家大多有治史背景，如欧阳修、张舜民、黄庭坚、范成大、吕祖谦等，陆游也三任史官，修过《两朝实录》《三朝史》，并著有《南唐书》，熟悉当时日记体的文本规范，即必须呈现出“日记的史学传统”，在此镣铐下，陆游依然能“把‘我’讲丰富”。
陆游找到了新的平衡点——让“我”来讲历史。行游日记由此从客观走向主观，从记事走向文学。
《入蜀记》真正想写清的是“我是谁”。
陆游对《入蜀记》相当看重，嘱其子：“如《入蜀记》、《牡丹谱》、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散失，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于集后。”《入蜀记》不是完全的文学作品，不能只看其文学价值，它真正关切在转型时代中，人该如何找到“我”。
宋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方面，经济空前繁荣，另一方面，富裕未转化为强大，反成诅咒。“贫穷却强大”与“富裕却弱小”俨然只能二选一，即文天祥所说：“闻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贫。”
陆游生于北宋灭亡之际，即“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少年时“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可他们的忠诚不被理解，他们的努力皆付东流。至于陆游自己，蹉跎至40多岁，仍一事无成。
如果注定无法融入现实，“我”还是真实的吗？我存在的意义何在？通过《入蜀记》，陆游传达出三种声音。
其一，山水的本质是人文，江山如画，是因前辈将生命融入其中，此外无风景。故至池州思北宋由此灭南唐，见北固山“狠石”念蜀吴在此结盟抗曹，游天庆观寻岳飞父子画像……《入蜀记》记人文景观100种，记自然风光仅16种，穿行于“残山剩水”，成为陆游串联英雄传奇、为自然附魅的过程。
其二，坚守文明，在真山真水中读懂诗意。《入蜀记》引前代诗文180多处，116处有评价和考证，几乎是打着游记幌子的诗论。其中隐含着陆游的立场：文明屡遭挫折、羞辱后，仍应坚信其力量。在陆游看来，宋人工稳、精致不逊于唐，缺乏李白的张扬、豪迈，所以全书引证唐诗64处，其中李白诗占34处，杜甫诗占12处。由此突破“宋人诗话，传者如林，大抵陈陈相因，辗转援引”之弊。
其三，开阔视野，以山水养气。陆游曾说：“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在《入蜀记》中，颇录奇物、奇俗、奇景，如“物长数尺，色正赤，类大蜈蚣，奋首逆水而上，激水高二三尺，殊可畏也”，不知何物；另记木排托起的水上城市，“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鸡犬臼碓皆具，中为阡陌相往来，亦有神祠”，有“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况味。
三种声音相加，“我是谁”之问豁然开朗。
作者系书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