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瑞峰
饮酒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独具风貌的一个类别，而陆游的饮酒诗则在中国古代饮酒诗的艺术长廊里居于引人瞩目的地位。据统计，陆游一生创作的饮酒诗接近3000首，约占其全部诗歌创作的30%。这意味着，就数量而言，不仅冠盖两宋，而且由古迄今的诗人皆无出其右者。陆游的饮酒诗，既与前代的陶渊明、李白、杜甫等诗人一脉相承，将饮酒作为抒情的触媒，试图以酒来消释胸中块垒、平缓心底狂澜，又将身处金瓯残缺、国祚将隳的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独特生命体验和哲学感悟融注于其中，形成有别于“唐风”的“宋韵”。随着“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在浙江这片文化热土上的稳步实施，“宋韵”已成为文化建设语境中的一个热词。考察与观照“宋韵”可以采用多个视角，而陆游的饮酒诗无疑也是透视“宋韵”的一扇时空交汇的窗口。
家国情怀的不间断抒写
陆游一生嗜酒，以豪饮为乐，希望能“一饮五百年，一醉三千秋”（《江楼吹笛大醉中作》）。他甚至自命为“酒徒”和“醉侯”：“长安不到十四载，酒徒往往成衰翁”（《对酒》）；“生希李广名飞将，死慕刘伶赠醉侯”（《江楼醉中作曳策》）。但无论如何痛饮狂歌，家国情怀都是其饮酒诗中不间断抒写的主旋律，或者说一以贯之的精神命脉。且看《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前年脍鲸东海上，白浪如山寄豪壮；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今年摧颓最堪笑，华发苍颜羞自照。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
被迫投闲置散的诗人又一次酩酊大醉。梦回酒醒时，一灯如豆，风雨如晦。回首往事，他不由得将当年“脍鲸东海”“射虎南山”的壮举与今日满头白发、不敢照镜的衰颜相对比，托出报国无门的憾恨。尽管如此，诗人却雄心未泯、壮志犹存。“谁知”二句表现诗人酒后的狂放之态，命意一如苏轼《江城子》中的“酒酣胸胆尚开张”。“逆胡”二句更清晰地透露出他剑指中原、矢志恢复的强烈意愿。“剑”虽“孤”却铿然有声，随时都可用于杀敌，这正是诗人的自我拟喻。在这里，家国情怀已不只是一种潜转于字里行间的伏脉，而直接映现于字面了。
在陆游笔下，酒是消释现实苦闷、化解人生忧患的媒介，却始终无法浇灭其重整金瓯的热望。他不间断地在饮酒诗中倾诉匡复中原的壮志以及请缨无路、壮志难酬的愤慨。《醉歌》就是二者的悲怆交响：“读书三万卷，仕宦皆束阁；学剑四十年，虏血未染锷。不得为长虹，万丈扫寥廓；又不为疾风，六月送飞雹。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於乎此何心，有酒吾忍酌？平生为衣食，敛版靴两脚；心虽了是非，口不给唯诺。如今老且病，鬓秃牙齿落。仰天少吐气，饿死实差乐。壮心埋不朽，千载犹可作！”诗人兼具文韬武略，却无所用其地，岂能不义愤填膺？尽管诗人自叹“老且病”，却“身老沧州”而“心在天山”（《诉衷情》）。篇末铿锵有力地宣称“壮心”千载不朽，将其沛然莫御的家国情怀轩露无遗。
生命底色的多样化展示
陆游的饮酒诗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将自己对漫漫人生旅程，包括仕途坎坷的体验与感悟融入诗中，从多重精神维度和思想刻度对刚正不阿、纯洁无瑕的生命底色进行了多样化的描绘与展示。《病酒新愈独卧苹风阁戏书》一诗写道：用酒驱愁如伐国，敌虽摧破吾亦病。狂呼起舞先自困，闭户垂帷真庙胜。今朝屏事卧湖边，不但心空兼耳静。自烧沉水瀹紫笋，聊遣森严配坚正。追思昨日乃可笑，倚醉题诗恣豪横。逝从屈子学独醒，免使曹公怪中圣。
诗中固然渗透着醉眼观世、愁肠难遣的苍凉之气，总体上看却弥漾着阅尽人间沧桑、饱尝人生甘苦后的通达与平和。起笔“用酒驱愁”二句便理智地表明他深知酒是一把双刃剑，可以驱愁，但也会自伤。在自我调侃中流露出饮酒背后的生命焦虑。虽然酒酣耳热之际，诗人依旧会“狂呼起舞”，但随即便进行反思而复归于宁静。如果说“心空兼耳静”未必是一种可以长久保持的状态的话，那么“森严配坚正”则是诗人永远无法消褪的人生底色了，可以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追思昨日”二句把“倚醉题诗恣豪横”的往日行径看作可笑之举，表现出一种洞悉世事、彻悟人生后的清醒。但变化中却有一种不变的生命基因，那就是“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屈原《橘颂》）。“逝从屈子学独醒”，不妨视为一种追步屈原、永葆刚贞的宣言。
陆游饮酒诗中呈现的人生色彩和感情基调难免是斑驳的：有豪放，有激愤，有温婉，也有悲颓。但其矢志报国、自强不息的生命底色却在多样化的笔墨中一仍其旧，始终亮眼。他精研过老庄哲学，也曾闪现过远离尘世纷扰、隐逸山林、独善其身的念头，但儒家积极用世的精神始终主导着他的人生选择。《饮酒》一诗有云：“我酒本小户，痛饮乃有时；意气不相值，终日持空卮。醉或能斋庄，不醉或狂逸，乃知老子狂，非自麴孽出。今日雪始晴，行歌官道傍，超然醒醉间，非庄亦非狂。”诗人饮酒是有原则的，遇到意气相投者才痛饮一醉。醉中对老庄哲学有了更深刻的领会，但最终他却认定超然于“醒醉”之间的自己，“非庄亦非狂”。这就清楚地揭示了占据他思想深处的还是儒家锐意进取、兼济天下的理念。
诗酒传统的创新性发展
饮酒诗萌芽于先秦。至汉魏六朝，随着生命意识的觉醒，饮酒诗中融入了更多的人生忧思，开始形成借酒抒怀的文化传统。而陶渊明则将饮酒诗提升到全新的哲学与美学高度。在他的《饮酒二十首》中，酒不再只是一种解忧物，而是一种体悟自然、超凡脱俗的催化剂。发展到唐代，饮酒诗臻于繁荣与多元，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赋予饮酒诗千姿百态的文化内涵。宋代饮酒诗作为宋韵文化的艺术载体之一，趋于内敛，富于理趣，在饮酒诗的苑囿中另辟新境，使源远流长的诗酒传统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中间当然揉入了陆游的突出贡献。
相较于陶渊明“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二十首》其七）的物我两忘，陆游的饮酒诗始终保持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的清醒；相较于李白“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的狂傲，陆游的饮酒诗更多地积淀着“遗民泪尽胡尘里”（《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的沉痛。这种将个体饮酒感受与国家整体命运深度绑定的创作模式，使中国饮酒诗传统从相对狭小的个人抒情走向了相对宏大的历史叙事。可以说，陆游的饮酒诗兼融陶渊明的闲适、李白的豪放和杜甫的沉郁，将家国情怀、人生感慨与饮酒体验熔于一炉，在互通与联动中形成沉郁悲慨与旷达豪迈相交织的独特诗境。如《长歌行》：岂其马上破贼手，哦诗长作寒螿鸣？兴来买尽市桥酒，大车磊落堆长瓶；哀丝豪竹助剧饮，如巨野受黄河倾。平时一滴不入口，意气顿使千人惊。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何当凯旋宴将士，三更雪压飞狐城。
“哀丝”，折射出难以祛除的沉郁悲慨；“豪竹”，却又映现出无法遮掩的旷达豪迈；“剧饮”，更使他奔放不羁的壮士形象跃然纸上。“国仇未报壮士老”，这里有自伤自怜之意，更多的却是对只求苟安、不思恢复的执政者的愤慨。“匣中宝剑夜有声”，这里又壮怀激烈、豪情干云了。诗人就这样在酒杯中塑造出一个以高亢为主、以低回为辅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放眼中国古代饮酒诗的历史流程，饮酒诗一直是诗人灵魂的镜子，映照出他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生存状态、生命思考及价值取向、精神追求。显然，在陆游这里，诗酒传统发生了变异，也获得了新生。山河破碎的阴霾始终笼罩在他心头，酒成为承载和疗愈个人及时代双重创伤的精神容器，进而成为观照宋韵文化的一个聚光点。所以在陆游的酒杯里，既灌满了他自身的困顿与理想，也倾注了整个民族的苦难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