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敏霞
无产阶级革命家梁柏台（1899—1935），是中华苏维埃第一部红色宪法的起草者、红色政权的反腐先驱，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司法部长、第一位检察长，被毛泽东同志称为“红色法律专家”。
新昌县档案馆珍藏着梁柏台的作文、日记、信稿等遗墨。泛黄的纸张、隽永的字迹，书写着梁柏台的少年志气和爱国主义情怀，为后人学习研究革命先辈宝贵精神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两代人守护珍贵遗墨
1921年，梁柏台抱着“男儿立志出山乡，以身许国路漫漫；待到世界大同日，筑路架桥把家还”的豪情壮志，离开故乡新昌，远赴苏联，用法律知识与革命经验武装自己。可惜，他再也没能回到家乡，于1935年被敌人杀害，年仅36岁。
离家投身革命时，梁柏台将家事委托给大姐梁小芬。梁小芬终生未嫁，挑起赡养双亲的重担，并与弟媳陈莲芝一起悉心珍藏梁柏台的书籍簿册和学习用品。梁柏台留存在家中的各类物品，也成为家人望穿秋水、睹物思亲的感情寄托。
1973年和1977年，梁小芬和陈莲芝相继去世后，这个保护任务转给了侄儿（继子）梁志洪。
这些物品被放置在竹编箱子内，被家人视若珍宝。其中最珍贵的就是梁柏台日记、作文等遗墨原件。
其中，作文6卷58篇，包括在知新小学时写的作文42篇、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写的作文16篇。日记2卷63篇。信稿主要是梁柏台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写给父母亲友和老师同学的信函底稿，共91封。
1982年，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干部发现并征集了这批珍贵文物；1991年2月，为使这批珍贵文物得到更好的保管，将其移交至县档案馆。这些珍贵文物为党史工作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奠定了梁柏台青少年传记资料的基础。
文字中刻录的爱国情怀
梁柏台短暂的一生，兑现了他生前“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光辉誓言，他把青春融进了红色司法的长河里，用一生阐释了何为“以身许国”。
翻阅梁柏台少年时期的这些文字，字里行间闪烁着朴素的爱国主义热情。他的日记，既记事又记其思，带有明显的从眼前小事推及国家大事的特点。如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后，梁柏台在5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次地理，愤俄人之欲并吞北满，野心勃勃，大有相机而动之势……膳后小憩，阅报纸，至日人欲侵吾国，不觉悲吾国民，何以不坚固团体，而甘为三岛所欺耶？”此时年仅16岁的梁柏台，就已经是一个充满爱国思想、胸怀壮志的热血少年了。
1918年，梁柏台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此时，他的日记思想日臻成熟。而且从保留下来的日记来看，梁柏台有天天写日记的良好习惯，勤奋刻苦的精神令人赞叹。
除了写日记，梁柏台少年时期的作文也颇具文采。在这些作文中，梁柏台借古论今，抒发自己感时忧国的情感、革新自强的志向、许国献身的胸襟，具有很高的思想性，是他当时思想的真实反映。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写的16篇作文中，最有价值的当数《文言与白言孰优孰便》和《我对于〈明强报〉的批评》两文。这是梁柏台58篇作文中仅有的两篇用白话文写的作文，是梁柏台当时站在新文化运动前列，积极宣传新文化、捍卫新文化的真实写照。
此外，留存于新昌县档案馆的信稿，除少数往来应酬和平安家信外，大都议论国事、谈论革命，是梁柏台这一时期革命活动和思想发展的真实记录。
1919年5月9日，20岁的梁柏台给家乡恩师去信。时值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第6天。在信中，他发出“身可死而山东半岛不可失，头可断而青岛不可去。励其心志，鼓其热血，得还我土地而后已”“稍有血气者，其肯受此辱”的呼喊，表达了强烈的救国热情。
让先辈精神镌刻故土
红色档案的珍贵，不仅在于它的历史光辉，更在于它在当下依然能给人精神滋养。
“它们是梁柏台思想发展的真实记录，清晰地呈现了梁柏台从朴素的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轨迹，是照亮其心路历程的镜子。”新昌县档案馆有关负责人介绍，2003年，“梁柏台作文日记”入选第二批《浙江省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据悉，梁柏台相关档案进馆后，为了充分发挥其价值和作用，新昌县档案馆以出版书籍、布展和提供利用等方式，对档案进行进一步挖掘利用。2007年，新昌县档案馆与县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对梁柏台作文、日记和信稿进行整理、校注和初步研究，编辑出版了《梁柏台遗墨》一书。
新昌县档案馆还以新馆建设为契机，在“天姥印迹——档案里的新昌历史”展厅中设置专门板块，用于展示梁柏台相关档案。此外，还为梁柏台故乡新林乡（今沃洲镇）梁柏台红色教育基地建设、绍兴市名人馆建设、澄潭中学校史陈列室布展等提供梁柏台档案查阅利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