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茹晨鸿
陆游的一生，牵挂着淮河以北的硝烟，好在他从来不是孤舟泛海，而是交友广泛，跨越政坛、文坛与江湖。
恩师曾几，殷殷指引陆游，将诗魂注入其笔端，更把“中原未复”的忧思刻进他心底；南宋中期权臣周必大，这位“淡交如水”的知己，多次向孝宗举荐陆游，希望重用才华横溢的陆游；江湖奇士独孤景略，工于文辞、擅长射箭、喜好击剑，成为陆游的挚友。
更有范成大、辛弃疾、王十朋、朱熹4位友人，与陆游同频共振，以诗酒为媒，肝胆相照，既懂他“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激昂，也怜他“镜中衰鬓已先斑”的怅惘，正是这份知己之契，让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壮心，在秉烛夜谈里燃得愈发炽烈，照亮了他矢志抗金的生命旅程。
1162年，临安，一队铠甲锃亮的骑兵踏碎宁静，21岁的辛弃疾勒马立于阶前，押送叛徒张安国赴刑场，战袍上未干的血迹在阳光下凝成暗紫；廊下阴影里，37岁的陆游攥着“整饬军纪、徐图中原”的奏疏，目光越过人群落在那柄染血的剑上。这是两人命运的第一次隔空交会，一个以武勋震朝野，一个以文胆谋北伐，抗金的火种在目光相触的瞬间，便已悄然燎原。
彼时陆游刚跻身中枢军事机构，却因屡谏主战被贬镇江通判；辛弃疾任江阴签判，两地隔江相望。同为长江畔的失意者，辛弃疾著《美芹十论》陈北伐之策遭拒，陆游坚守抗金主张，二人虽未明确同游，却似以长江为媒，遥寄壮志。
真正的惺惺相惜，始于1203年在绍兴的相逢。
63岁的辛弃疾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甫到任，便寻访辞官归乡的陆游。酒酣之际，听闻朝廷拟兴兵伐金，二人击案相庆，仿佛重回“铁马冰河”的战场。
辛弃疾在府山建秋风亭，邀陆游赏景论兵，写下“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的壮语；见陆游居所陈旧，他欲出资修葺，却被陆游婉拒。于陆游而言，知己相伴、共话抗金，远胜华屋。
此时的陆游，仍将抗金希望寄托于尚被重用的辛弃疾。
不久，韩侂胄执掌朝政，召辛弃疾赴临安商讨北伐大计。辛弃疾略有迟疑，陆游恳切劝其“以家国为重”，并赋长诗壮行：“中原麟凤争自奋，残虏犬羊何足吓”，将毕生抗金理想托付于他。
1204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40年前陆游曾在此任通判）。辛弃疾即刻侦察敌情、招募士兵，为北伐铺路，登北固山时写下《南乡子》，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抒壮志，恰与陆游1164年登此山所作《水调歌头》中“鼓角临风悲壮”的豪情遥相呼应。
可惜，辛弃疾不过是韩侂胄笼络人心的招牌，北伐终成泡影，他只能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207年，辛弃疾弥留之际大呼“杀贼”；1210年，陆游似见金戈铁马、旌旗猎猎，大军开赴中原而去，他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绝响，与世长辞。
两人一生颠沛，却始终以抗金为魂——陆游的屡谏、劝行与绝笔，辛弃疾的奇袭、献策与悲叹，共同谱写了南宋抗金史上一段知己相契的悲壮篇章。
1178年，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竹影疏斜。48岁的朱熹立于讲坛上，语调沉稳地讲“士不可不弘毅”。阶下竹影里，时年53岁的陆游刚卸下川陕军旅的风尘，登山访幽时恰逢朱熹开坛。
待讲坛散后，二人围坐竹下煮茶，从经书义理谈到国事时局，当陆游流露出“川陕将士盼北伐”的急切，朱熹虽对主动出兵持谨慎态度，却同样坚决反对和议。这一夕倾谈，双方不仅折服于彼此的学识，共赴国难的默契更是成了他们友情的起点。
当时白鹿洞书院初建，师资匮乏、典籍短缺。陆游深知书院育人对提振抗金士气的意义，当即捐出家中数代珍藏的典籍，又凭自身文坛影响力，动员大儒名士赴庐山讲学，助白鹿洞迅速恢复盛况，二人交情也在实务支持中愈发深厚。
1181年，陆游家乡浙东爆发饥荒。此前陆游曾因在江西任上强行开仓救灾遭罢官，故对此次灾情格外关切，多次寄诗、写信催促受命赈灾的朱熹。朱熹灵活施政，说服富商筹粮、组织生产自救，最终顺利平息危机，其治政能力让陆游暗自佩服，二人交往中多了份对“抗金需先固民生”的共同认知。
晚年二人皆陷政治旋涡，却始终彼此扶持：朱熹遭权相韩侂胄打压，其理学被诬为“伪学”，史称“庆元党禁”，门生或流放或下狱。
陆游虽因支持北伐与韩侂胄有交集，却不顾个人安危，公然上书作诗为朱熹辩解，力保其学说与清白。
后陆游因替韩侂胄作《南园记》遭“阿谀”非议，朱熹又率弟子为其正名，称其“志在匡扶社稷”。
朱熹70岁病逝于福建建阳，韩侂胄严令天下禁绝祭奠。远在绍兴的陆游已年老体弱，却不顾禁令，写下饱含悲愤与敬意的祭文当众宣读，这份不顾风险的悼念，既是对挚友的送别，更是对二人以抗金共识为始、以相互扶持为终的友情，画上最厚重的句号。
1175年秋的成都校场，晨霜未除，范成大站立高台，主持阅兵，身侧陆游按剑而立，银甲映着阳光，两鬓霜白随秋风微颤。忽闻号炮裂空，千骑列阵如潮，旌旗翻卷间，“复土”二字猎猎作响，这一幕，成了二人抗金交往最鲜活的印记。
彼时范成大知成都府兼四川制置使，掌管蜀地军政；陆游早他5年入蜀，辗转夔州、王炎幕，终调成都任制置司参议官。二人虽然职位有高下，却以诗文为契、抗金为志，情同手足。
阅兵当日，陆游见军威浩荡，挥笔作《成都大阅》，以“令传雪岭蓬婆外，声震秦川渭水滨”抒北伐豪情；又在《锦亭》诗中赞范成大“大度不计聋丞聋”，道尽知己共赴大业的畅快。
范成大深知陆游主战立场易遭非议，常暗中护持：见其作春愁诗悲“中原未复”，便作《陆务观作春愁曲悲甚，作诗反之》，以“东风本是繁华主，天地元无著愁处”劝慰，实则暗含“抗金之志不可馁”的期许；后陆游遭诬“燕饮颓放”被免职，范成大曾暗中奔走援救，虽未能扭转结局，却让陆游更感知己之谊，索性以“放翁”为号明志，拒向主和派妥协。送别时，范成大直送至慈姥岩，以“道义不磨双鲤在”寄情，叹的不仅是友人离散，更是抗金同道失臂助。
1177年，范成大奉旨还朝，陆游追至眉州送别，作《送范舍人还朝》寄望“早为神州清虏尘”。然南宋偏安已定，范成大次年任参知政事仅两月便遭劾落职，此后难入中枢。晚年二人各归故里，1192年，陆游重读范成大于1170年出使金国时所写的《揽辔录》，并作绝句痛斥主和派误国，暗赞其气节；次年范成大逝世，陆游悲作《梦范参政》，梦中重现两人共事时“酒肉如山鼓吹喧”的场景，醒后叹“平生故人端有几？长河顿足泪迸血”，悲怆彻骨。
二人屡遭排斥，抗金之志却终未改：范成大《州桥》中“父老年年等驾回”的期盼，与陆游《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嘱托遥相呼应；陆游《诉衷情》“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悲叹，亦是两人共同的命运写照。他们的交往早已超越诗友，是乱世中相互支撑的生命共鸣，未竟的壮志，终成南宋抗金史上令人扼腕的时代回响。
1154年春的临安，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刚歇，礼部贡院外的石板路还沾着湿滑的泥渍。29岁的陆游本被主考官荐为第一，却因触怒秦桧，次年礼部复试遭黜，仕途受阻。与此同时，太学斋舍里，42岁的王十朋正抄录策论，砚台里还凝着雨后的潮气，十年来，他九赴太学、屡试不第仍为白身，叹“儒冠误身世，偃蹇二十年。”两人未曾谋面，却同困于秦桧的打压，抗金的意识早就在各自的困境里悄悄滋长。
直至秦桧死后，两人命运才真正交汇：1157年，45岁的王十朋殿试中状元，任绍兴府签判，赴陆游家乡任职；陆游次年赴福建宁德任主簿，两人短暂相处后分手。
真正的抗金协作始于1160年：王十朋任秘书省校书郎，陆游任敕令所删定官，同在临安共事。彼时金将渝盟，两人作为主战派，联手弹劾掌禁旅的杨存中：王十朋连上三札揭其结党营私、阻塞言路，陆游亦力陈其掌兵权之弊，《宋史》载“游力陈非便，上嘉其言遂罢存中”。最终杨存中被削权，张浚、胡铨等抗金旧臣被起用，朝政为之一新，陆游的抗金主张首次通过协同行动得以实践。
1161年5月，王十朋因遭秦桧遗党排挤，离京赴任会稽（今绍兴），陆游《送王龟龄著作赴会稽大宗丞》，以范仲淹比拟王十朋，通过“登堂吊兴废，想像气横秋”暗喻主战派抱负。
1162年，孝宗即位，两人再度共事临安：陆游获赐进士出身任枢密院编修官，王十朋任国子司业。1163年，金向宋索取海、泗、唐、邓、商五州及岁币，主和派史浩主张求和，王十朋上札劾史浩“怀奸误国”，陆游则坚定支持张浚北伐。可惜符离战败后，主和派反扑，王十朋自劾离职，陆游亦触怒孝宗，改任镇江通判未赴，两人自此再未会面。后续陆游因“力说张浚用兵”被免职，其抗金立场与王十朋的遭遇高度契合。
离职后，两人宦途轨迹仍遥相呼应：王十朋先后知饶州、夔州，陆游乾道五年（1169）亦任夔州通判，踏着王十朋的足迹宦游。晚年陆游作《诉衷情》，以“结友尽豪英”追忆绍兴三十二年共事时光，将王十朋列为抗金同道，词中“蜡封夜半传檄”追忆当年与王十朋等人意图收复中原的振奋，“志难成，鬓丝生”则道尽两人抗金壮志未酬的共同遗憾。
从同遭打压到共劾权奸，从协同抗和到晚年追忆，陆游与王十朋的交往始终以抗金为核心，两人的命运与主张交织，王十朋诗作中“功名谁复汉嫖姚”，亦呼应陆游“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壮怀，形成南宋抗金精神的诗性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