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建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所谓“海岳精液，善生俊异”。
风平浪静、波澜不惊的越水，滋养了低调含蓄、不事张扬的越人。春风化雨、滋润万物的越水，滋养了助人为乐、成人之美的越人。静静流淌、默默无闻的越水，滋养了修身齐家、严于律己的越人。开创源流、奔涌归海的越水，滋养了永争一流、不言第一的越人。
千百年来，越人正是在这种良风雅俗中，生生不息。
越人重教
11月8日是秋瑾烈士诞辰150周年，有市民在古轩亭口向秋瑾像及秋瑾烈士纪念碑献花。 记者 章斌 摄
越人历来十分重视教育。越王勾践生聚、教训，以教育砥砺百姓，重教已见端倪。
东汉王充少年入读书馆，后又设塾授徒，可见境内办学肇始之早。
唐代越州已有书院之设。宋以后的历代守土者，多以兴学为己任，出资金，延名师，办府学，兴书院，范仲淹尤可代表。
明、清两代，今绍兴辖地内影响较大的官办书院有46所；民间筹资兴办社学、义学、私塾，蔚然成风；父母变卖田产供子女读书，妻子典当饰品供夫君求学，兄长做工挣钱供弟妹上学，也是屡见不鲜。
如此重教，也就难免人才辈出了。
越人重师
越人十分重教，自然也十分重师。
书院、学堂一向重视延聘名师前来授业，便是一例。诸如朱熹讲学稽山书院，吕祖谦授业鹿门书院，王守仁主讲阳明书院，刘宗周授徒蕺山书院，蔡元培掌管府中学堂等。
如此重师，也就难免名师出高徒了。
越人好学
越人在尊师重教的同时，学子自身的学习，也是十分自觉、刻苦、勤奋。
王献之依缸习字，孔子祛怀书自随，陆佃映月而诵，王冕佛殿夜读，陈洪绶白壁学画，曹宗羲鸡鸣就枕，蔡元培双胫藏瓮，等等。
如此好学，也就难免成名成家了。
重教兴学是越地传统
从汉时起，越地人才辈出、百业俱兴，想必是与书馆的兴起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官民重教兴学，是越地一大传统。东晋义熙八年（412），山阴人孔靖（字季恭）再次出任会稽内史。他于当地修饰学校，督课诵习，境内有明文记载的官学，由此而始。
越地最早的州（府）学、县学、书院，出现于初唐、中唐时期。州学建于城之北隅。州（府）学得益于贤牧良守们的重视，于宋代后大盛。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府学大修后，占地90亩，誉称“浙东诸庠第一”。
北宋宝元二年（1039），知州范仲淹于卧龙山西岗建稽山书院，明知府南大吉、萧良干先后扩建、重修。明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罢官回绍隐居，建阳明书院。明崇祯四年（1631），刘宗周在知府黄炯支持下，建证人书院。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知府俞卿创龙山书院。
由宋之勃兴，历明迄清，绍兴有影响的书院达46所之多。
越人重才成风
汉代会稽名宦严助、朱买臣等，从贫寒走向昼绣故乡，百姓歆羡其荣，“故其俗始尚文学而喜功名”。
汉代会稽郡守任延、张霸，以尚贤为治，故而“俗始贵士”。
东晋王羲之等雅会兰亭，曲水流觞，“故其俗尚风流而多翰墨之士”。
唐代元微之于越州与白居易唱酬往来，“故其俗好吟咏而多风骚之才”。
尚文学、喜功名、贵士子、爱风流、善翰墨、好吟咏、重风骚之民风习俗，既是越地人才辈出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越地人文荟萃的重要表现形式。
人才是红花，红花需要绿叶衬，红花需要环境衬。这普通百姓、民风习俗便是绿叶，便是环境。
越人自古爱妇婴
爱护妇女、儿童，是越人的传统美德。《国语·越语（上）》中，有这样的记载，说越国时规定，“将免（通‘娩’）者以告，公令守之”。意思是说，妇女将要临产时，要报告官府，官府接报后派医生守护孕妇，负责接生，以保母子平安。这简直就是最早的社会化生育服务了。
不仅如此，越国还规定，“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不管生男生女，官府均给奖励。生下三个孩子的，公家提供乳母、保姆；生下两个孩子的，公家供给食物。这是多令人羡慕的生育福利政策啊！
越地的“产翁”之俗
唐代的尉迟枢在其《南楚新闻》中，有这样一则有趣记载：“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寝塌，称为‘产翁’。其颠倒有如此。”
“产翁”这种风俗的意义，恐怕在于表明父亲在子女生育中的主导作用，加强父亲与子女的亲密联系。不过，这也是越人自古爱妇婴优良传统的一种体现吧。
越人“好信”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越公其事》中，专门讲到了越人的“好信”。
“好信”，即讲求诚信，笃守信用，官取信于民，人取信于人。越王勾践是将“信”作为灭吴兴国的“五政”之一的。
勾践首先从规范百姓的日常行为——守信买卖、诚实交易入手，规定一旦发现有欺诈、虚假行为，即加严惩。
与此同时，勾践要求各级官员守信。规定如政令前后相背、失信于民的，一旦被告，即分别情况谴责、处罚、黜免。
在官民的共同努力下，“凡越民交接、言语、货资、市贾，乃无敢反背欺诒,越则无狱,王则闲闲，唯信是趋，及于左右，举越邦乃皆好信”。
“无敢反背欺诒”，“唯信是趋”，举邦“皆好信”。早在2500多年前，先人已经为今人作出了榜样。
今天的越人，应当把祖先的“好信”传统继承好、发扬好。
其实，守信既是一个社会风气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治理和凝聚力问题。“越则无狱，王则闲闲”，正是全社会守信的必然结果。
越人重感情
东晋会稽内史贺循之孙、南朝宋会稽山阴人贺道庆，写过这样一首离合诗：“促席宴间夜，足欢不觉疲。咏歌无馀愿，永言终在斯。”
离合诗是杂体诗的一种，离合字的偏旁以成文。即拋开字形，其取一半，与另一字的另一半，合成新字，先离后合，因此得名。
这首离合体五言古诗，表面看来，仿佛是文字游戏，但熟读深思，却强调了一个“信”字，是越人重信重情的真实写照:长夜开宴，促膝长谈，倾吐衷情，永远如此。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生活，又是一种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有恩报恩的绍兴人
汤公绍恩，于绍有恩。越人知恩，感恩绍恩。
想当年，绍兴三江闸工程开始时与进行中，“怨讟烦兴”，“几多怨谤一身任”。但是，日久见人心，政声人去后，人们终究还是因为承受了汤公的恩典而爱戴他、怀念他。
越中士民在三江闸旁建起了汤公祠，每年春秋祭祀。祠中的“砥柱中流”“泉流既清”“泽被三江”“后事之师”等匾额、楹联，充分表达了越人对汤公的感激之情。其中徐渭题撰的祠联，更具有代表性——“凿山镇河海，千年遗泽在三江，缵禹之绪；炼石补星辰，两月新功当万历，于汤有光”。
有感于越人对汤公的敬仰，也为了弘扬清官、好官的精神，清康熙赐汤公“灵济”封号，雍正封汤公为“宁江伯”。
今人还是没有忘记汤绍恩，将其所书、镌刻在龙山北侧巨岩上的“动静乐寿”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供人们追思、瞻仰。
20世纪末，东环城河畔竖起了汤绍恩雕像，供人缅怀。21世纪初，在新建的运河园中，陈列出了当年汤公亲自书赠给出资建闸者的“南渡世家”匾额真迹。2014年，绍兴市人民政府出台了《三江闸保护利用传承工作方案》。次年，又出台了《三江文化休闲区规划方案》。这是当代人对汤公的最好纪念，对汤公遗产的最好继承，对汤公精神的最好弘扬。
绍兴人的“刚”
绍兴人柔中蕴刚，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民族危急之秋，他们更是铁骨铮铮，正气浩然，表现出强大的人格力量。
陆游一生爱国，为“亘古男儿”，临终还“但悲不见九州同”。
明清嬗变之际，刘宗周绝食而死；祁彪佳投水自尽；倪元璐投缳自缢；王思任呐喊“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大呼“不降”，绝食而卒；张岱自隐深山，誓不投清；陈洪绶入云门寺为僧，自号悔迟，以明其志。
清末民国之际，辛亥志士徐锡麟遭剖胸挖心，仍毫无惧色；秋瑾宁死不屈，血洒古轩亭口；陶成章奔走革命，惨遭暗害；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些思想大家、文化名家、仁人志士，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讲，就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先锋。（节选自《绍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