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通俗化理解 也是阳明心学的魅力体现

　　本报记者张娜采访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辛正根。

　　■ 见习记者 张娜

　　当“知行合一”的格言化为国际学者口中精细的概念辨析，当王阳明的形象从一位本土圣贤化身为影响东亚的精神符号，在2025阳明心学大会“天泉会讲”的现场，我过去对阳明心学的扁平化认知被彻底颠覆。我看到了阳明心学的学术深度，我发现阳明心学依旧在旺盛生长，并在跨文化对话中激荡出全新活力。

　　谈起阳明心学说，我以前总觉得很遥远，是几百年前的事。然而在阳明故里的报告厅里，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教授、东亚学术综合研究所所长町泉寿郎的分享，却让我真切感受到阳明心学至今依然保持着蓬勃的活力。

　　町泉教授说，2022年，曾就读于明治时期汉学塾二松学舍的清宫宗亲后人，向二松学舍大学捐赠了其旧藏资料约150件。清宫曾在中国长期生活，这批尘封的档案犹如一个刚刚打开的“时间胶囊”，为审视近代中日思想交流补充了新的资料。目前，町泉寿郎正着手将这些资料编辑成图录出版。

　　作为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町泉寿郎着重介绍了清宫宗亲的事迹，以及其在贵阳入手王阳明铜像的故事。清宫的老师三岛中洲为该铜像撰写了“王文成公铜像记”，清宫曾向中国的著名学者与政要们展示三岛中洲所写文字，并请他们题跋。这些题跋者基于各自立场——有的将阳明心学与明治维新绑定，有的哀叹儒学衰微——对同一文本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由此我体会到，思想的生命力不仅存在于文本本身，更存在于后世充满张力的诠释与对话之中。阳明心学在近代东亚的传播，并非简单的文化输出，而是创造性转化。这种跨民族、跨时代的对话，使阳明心学超越了单纯的哲学范畴，成为理解近代东亚历史的一把钥匙。

　　延边大学李红军教授的报告《接受到重构：中韩对朱子家礼学的诠释差异及学术史反思》，为我打开了未曾了解的另一扇窗。《朱子家礼》自十三世纪传入朝鲜半岛后，便深刻影响了朝鲜王朝的国家建构和文化转型，但中韩两国学界侧重点各异。

　　李教授指出，中国学界的研究常带有宏观视角，侧重于中国礼学对朝鲜王朝的单向影响。而韩国学界则更致力于“主体性的建构”，他们通过精细的微观研究，深入剖析退溪李滉、沙溪金长生等本土礼学家的思想，意在勾勒出礼学“朝鲜化”的轨迹。

　　我想起大学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所学：一部经典作品的意义，是由传播者和接受者共同创造的。当中国经典传入朝鲜，朝鲜半岛基于自身的社会结构与文化需求，对其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创造性重构”使之本土化，从而产生了与中国有联系而又相区别的文化。这是一个充满能动性的过程。

　　听着李教授描述未来联合整理东亚汉籍礼书，形成东亚礼学文献数据库的愿景，我不禁想象：如果真能建成这个数据库，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就能更轻松地触摸到东亚文明的脉搏？

　　韩国首尔大学丁垣在教授的报告《朱熹的“知觉”与王守仁的“良知”》，则是一场精密的哲学概念辨析。他考察了朱熹哲学对王守仁初步确立其哲学体系所产生的影响，重点厘清了朱熹“格物致知”说与王守仁早期“良知说”之间的连续性与差异性。

　　丁教授的报告中还提到王守仁将知觉过程中“刺激的接收”与“情感的回应”这两个层面分别界定为“知”与“行”，二者的统一即构成完整的知觉活动。知觉虽在字面上属于“知”，实则既是一种反应过程，也是一种践行活动，其本身即为“知行合一”的具象呈现。知和行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存在。

　　我不禁想起高中班主任李伟民老师在黑板上郑重写下他的座右铭“知行合一”四个大字的场景。那时，这简短的格言是我们奋发学习的精神动力。现在，我才明白其中的哲学智慧。从学者的专业研究到普通人的生活指导，阳明心学在不同层面展现了其价值。这种“误读”的通俗化理解，也是阳明心学魅力的一种体现。

　　本次参会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阳明心学早已超越了地域与时代的限制，成为一份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思想资源。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辛正根在回答我关于阳明心学现代意义的提问时指出，王阳明思想的核心是选择、判断和执行，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海南大学吴龙灿教授强调，阳明心学“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契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些观点都印证，阳明心学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更是应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智慧资源。

　　作为00后，我们这一代的使命不是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二选一，而是既扎根传统又胸怀天下。在绍兴这座千年古城，我看见了阳明心学从故里走向世界的清晰轨迹——它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不仅是历史的，更是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