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故里长大的我 重新“找到”王阳明

　　本报记者俞姝萱采访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李桂奎。

　　■ 见习记者 俞姝萱

　　下午两点，阳明故里西跨院讲室的木门缓缓推开，“天泉会讲：阳明心学与明清文学”主题探讨如期开启。我揣着笔记本站在后排，原本以为会是枯燥的学术灌输，却没想到这场跨越五百年的思想碰撞，竟藏着这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干货。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李桂奎的发言一上来就跳出了具体文本，从哲学与文论建构的角度解读阳明心学的价值，让我眼前一亮。李教授说，王阳明“心之所发为意，意之所在为物”的理念，恰好能为中国文论体系的建构提供思路，比如明清小说戏曲里的“文心”，就和王阳明哲学意义上的“心”有着深层关联。他还提到，王阳明“心外无物”的观点，能帮我们厘清“物象”与“事”的关系，甚至为明清小说“向内转”的创作倾向找到依据。这让我第一次意识到，阳明心学不只是单纯的哲学思想，更是撑起传统文论体系的重要支撑。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宗美的博士生别茜则提出，心学通过“真”的理念重塑文学，哲人文学重“真诚”，文人文学重“真实”，还打破了文体和学科的界限。这个观点让我豁然开朗，阳明心学不只是哲学思想，更是渗透在文学创作中的精神内核。

　　何宗美教授的另一位博士生靳超，一身利落的白色西装，开口便直指《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心学的“系统性偏见”。她说，《总目》用清代考据学的标尺去丈量明代心学，将王阳明思想强行溯源宋儒，看到一个“禅”字，便大肆批判心学流于佛禅，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思想焦虑和批判立场。

　　我边听边想起高中学习时，老师对阳明心学“主观唯心”的简单定性——原来历史的评判，从来不是非黑即白。靳超引用何宗美教授的观点：“阳明心学对民族精神最大的贡献，在于对人本质的激发。”这句话瞬间击中我：在“内卷”与“躺平”争论不休的今天，这种对个体价值的肯定，何尝不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回应？

　　看着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别茜和靳超自信地阐述研究成果，我不禁佩服：年轻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深耕，正在为这些古老思想注入新的生命力。

　　中场休息时，我追上四川大学李瑄教授。边逛阳明故里，边为她介绍，阳明故里下边的故居遗址，每到周末便有小朋友前来研学、体验模拟考古，不远处的徐渭艺术馆也成了网红打卡地。她笑着说：“展馆设计极具美感，但若能引入一批徐渭真迹，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他的笔墨精神，那就更完美了。”而在上半场的探讨中，李瑄教授的研究已让我印象深刻——她聚焦徐渭作为“幕客”对抗倭战争的描写，以复杂视角既记录英雄功绩，也不避讳统帅的软弱与迷信。这份研究让我明白，徐渭笔下没有非黑即白的英雄，只有活在现实泥沼中、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下半场的探讨同样精彩。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朱萍关于《红楼梦》与阳明心学的解读，也颠覆了我的认知。她提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仪注化文笔”，可能就是受到了被阳明心学影响的清初言理学派影响，这为解读后四十回的作者之谜提供了新视角。以前读《红楼梦》，只关注宝黛爱情和家族兴衰，从未想过背后还有这样复杂的思想脉络。朱教授还提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念常被误解，其实清初学派并未完全否定心学，而是深受其影响，这让我明白对待传统文化，不能简单贴标签，而要深入挖掘其内在的传承与演变。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刘和文的讲题，让我这个绍兴人倍感亲切。他说，商盘编纂《越风》，就是要弥补《诗经》中越地文化缺失的遗憾，而这份编纂的精神内核，正是阳明心学强调的“不为时风众势所染”的独立精神，这种精神与绍兴刚烈的文化基因相融，催生了越中文学的“奇崛”风骨。这种将哲学思想与地方文化建构结合的视角，让我意识到阳明心学对绍兴的影响有多深远，它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文化基因里。

　　在会场角落，有一本厚厚的讲坛论文汇编，为了更好地了解刘和文教授的论文，我特意翻到了相关篇章。论文里提到，《越风》不仅收录文人社团、宗族诗群的作品，还收录了22位越中女诗人的130篇诗作，立体呈现了越地的风雅谱系。看着这些文字，我真切感受到，绍兴的文化底气，早已深深扎根在这些典籍与思想之中。

　　整场会议下来，我的笔记本记得满满当当，脑海里的思绪也不断翻涌。作为生长在阳明故里的00后，我们从小听着王阳明、徐渭的故事长大，却很少有机会这样系统地了解他们背后的思想脉络与文化意义。这场会议让我看到，阳明心学不是故纸堆里的陈旧理论，它通过徐渭的诗文、《越风》的编纂、越地的文化建构，早已融入家乡的每一寸土地，成为我们文化基因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