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
作为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在《何以中国》一书中主要讨论了历史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当然，《何以中国》里也驳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指出不能绝对说地理环境就具有决定地位。
譬如古代的徽州与山西商人很引人注目，一些观点认为，这些地方山多地少，靠农业无法维持，继而发展商业。但作者质疑：“中国山多地少，人均耕地很少的地方很多，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出徽商、不出晋商呢？”譬如明清时期的浙江绍兴就是典型的人多地少耕地不足的地方，但绍兴人找到的出路就不是做生意，而是当师爷。可见“两个地方，它们的地理环境差不多，但是发展出来的文化和经济都不同”，也就是有着地理之外的原因。
不过，地理因素仍不可忽视。世界范围内的古代文明的兴起都与大江大河有关，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但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世界最长的10条大河中，只有中国能完整地拥有两条——长江和黄河”。这一点实在意义非凡：“如果只有一条河流的话，随着气候条件变化，这一条河流本身免不了要出现衰落，但是我们拥有黄河、长江这两条大河”“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在不同的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历史上是交相辉映的”。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5000多年前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出现的良渚文化已经跨过了“文明”的门槛，建立了早期国家。可是，“距今4300年至4100年，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弱”，取而代之的则是中原地区的持续崛起，最终开启了夏商周三代王朝，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何以中国》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列举了几个原因。
第一，气候适宜。“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2℃左右，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充沛，是东亚大陆上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这样的描述，当然令人想起了河南的简称“豫”字的由来。既然大象这样一种今天典型的南方动物能在古代的河南出现，当时中原的气候显然更接近亚热带乃至热带。反观纬度靠南的长江流域，“气候过于湿热，降水过多”“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成长”。司马迁在《史记》里写过一句，“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就是对这一恶劣气候的形象描述。
第二，从地理上看，黄河中下游平原面积不但远远超过长江中下游平原与四川盆地，甚至“比西亚、北非的肥沃新月带的总面积还大”，堪称“当时北半球最大的宜农地”。不仅如此，这块黄土冲积而成的平原土壤疏松，即使在只有石器或简单的木制农具的情况下，上面的植被也容易清除，容易开垦成农田，并且容易耕种。而且，平原地带“便于统治者、管理者组织生产、流通和分配，也便于人口的扩散、迁徙和重新定居”。“由于人流、物流的成本较低，强大的部落在联合或吞并其他部落后，控制或管理的范围较大，并能形成更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最终发展为酋邦或早期国家。”在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帮助下，“诸夏建成夏朝绝非偶然”。
但是，先秦以降，黄河流域却逐渐失去了气候、地理上的优越条件。历史上的气候逐渐变冷，黄河中游的降水量减少，却集中在每年的夏秋之交，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并因大量人口迁入造成的不合理的农业开发而加剧。在这方面，作者提到了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性的实例。上古时期，“江”“河”都是专名，前者指长江，后者指黄河。可是，由于大量泥沙流入河道，春秋时期，黄河已由清变浊，而被称为“浊河”，到了西汉初期，终于有了“黄河”这样一个形象的名字。
与此同时，长江流域却成为气候变化的受益者。“气候变冷使长江流域逐渐变得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适合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栽种，成为宜居的乐土。”于是，当黄河流域因天灾人祸陷入衰败时，长江流域的开发及时弥补了供应不足。无论是北宋的“苏常熟，天下足”，还是明代的“湖广熟，天下足”，以及“苏（州）松（江）赋税甲天下”，都是这方面的例证。因此作者才有理由在书中断言，“要是中国只有黄河，中华文明的衰弱不可避免。但因为有了长江，自黄河流域开始出现衰退，即由长江流域补充替代，在整体上从未有过退步”，将中华文明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厘清了内部双核心的演替之后，作者将视野进一步扩大，探讨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独特定位。无论是地中海附近的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还是古代的印度，它们距离东亚的中华文明都相当遥远，而且隔着青藏高原、横断山脉等地理障碍，“工业革命以前，在缺少机械动力交通工具的条件下，这些地理障碍无法克服，人流、物流的成本极其高昂，风险极大”。这就使得中华文明成为唯一传承至今的古老文明，始终保持着独立、延续的发展。
作者系知名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