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 黎
韩国女作家韩江的《素食者》向我们讲述了三个看似相互独立却又联系紧密的故事——“素食者”“胎记”“树火”。从2007年这部作品问世，到2016年荣获布克国际文学奖，再到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与韩江的其他作品相比，《素食者》一直都是一部饱受争议的“问题”作品。
去年秋天，听说《素食者》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我第一时间购买该书并开始阅读。它并非以常规的叙事提供愉悦感或明确结局，而是以一种近乎暴躁的姿态，撕开了韩国男权社会的面纱。作为一名男性读者，我深知自己的性别视角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壁垒，它让我或许永远无法触达书中人物——金英惠那破碎、炽热而又彻底决绝的精神世界。
小说的开篇，尚能让我循着熟悉的叙事逻辑前行。通过丈夫郑先生冷漠、功利且充满抱怨的视角，作者精准地解剖了日常生活中的大男子主义与情感剥削。这里的英惠，是一个“有点不对劲”的妻子，她的素食选择，被丈夫、娘家视为一种不合群的、需要被纠正的麻烦。在这一章里，我尚能作为一个清醒的批判者，轻松地识别出父权制家庭结构对女性个体独特性的冷漠与压制。
然而，这第一章的“通俗易懂”，恰恰为后续的崩塌铺设了陷阱。从第二章开始，文本便如脱缰的野马，将我彻底带入认知的重重迷雾与伦理的边界。作为一名美术生，我本能地试图在那些惊世骇俗的身体描绘中，为这一切寻找一个所谓艺术的借口。
姐夫，那位录像艺术家，他将英惠身体上的胎记视为一种原始的、充满生命力的“蒙古斑”，并将她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缪斯。评论区里众声喧哗：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愤怒声讨，自大的唯美主义者极力辩护，却无人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扪心自问：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而英惠，在这个过程里，是再次沦为了被男性凝视和欲望所利用的客体，还是恰恰相反——借助这位艺术家的欲望作为媒介，主动地、积极地实践着她那“成为植物”的终极梦想？
这一章的混乱，不得不使我深思：当一个人像英惠那样渴望植物般的生存，与外部世界的所有解释框架——无论是家庭的、社会的、还是艺术的——都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她还能去向何方？
到了第三章，如果说英惠走向的是一种极致、超验的“疯癫”，那么她的姐姐仁惠，则代表了在世俗泥沼中挣扎的、正常的苦难。她的痛苦是如此真实可触——一个疲于奔命、照顾家庭、周旋于任性的妹妹和自私的丈夫之间的卑微女性。她俨然成为了每一个被世俗规训所挤压的平凡女性的缩影。她的痛苦我能理解，这是一种在秩序内部被磨损的苦难。
在小说中，主人公英惠因拒绝肉食，而选择逃避日常生活。由于此段叙事过于晦涩且略显极端，导致大多数的文学批评家和读者都表示难以理解英惠的行为。但实际上，韩江在小说中刻意回避了英惠的视角，每个故事都是在他人目光注视下展开叙事的——“素食者”中英惠的丈夫“我”、“胎记”中英惠的姐夫“他”、“树火”中英惠的姐姐“仁惠”。在这样的叙事视角下，“他者化”的英惠没有机会为自己行为进行辩解，读者也只能在他人的目光中寻找解释英惠行为的蛛丝马迹。
英惠的轨迹是一条单行道，她的目标是彻底逃离“人类”这个物种的宿命。任何中途的站点，都只是暂时的。
最终，她完成了从人到树的蜕变——这个意象本身充满了诗意的残酷性。她拒绝一切人类食物，渴望仅靠阳光与水生存，她在精神病院的床上，固执地实践着她的“树木模仿”。这个结局，是悲剧吗？从姐姐、丈夫等身边人的视角看，这无疑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是三个家庭付出的毁灭性代价。从这一层面出发，英惠的行为被指责为“极端自私”似乎无可厚非。
但若尝试潜入英惠那已然不同的内心世界呢？这何尝不是她对生命本质最决绝的追寻？她为何没有选择自杀，而是选择“成为树”？这个选择本身，蕴含着一个更为复杂的哲学命题：“成为树”，则是积极地、主动地去成为另一种生命。在她的世界里，这或许是唯一的救赎之路。
合上书页，我意识到自己依然徘徊在理解的边缘。英惠的存在，是对所有正常人生活逻辑的一次彻底爆破。她让我们看到，在由饮食、家庭、欲望和社会关系构成的“人类秩序”之下，潜藏着一种无法被规训的生命力量。这种力量，当其爆发时，既可能创造艺术，也可能走向毁灭，更可能二者本就是一体两面。
也许，真正的困惑本身，正是这部作品想要赠予读者的礼物。它没有提供廉价的慰藉与明确的答案，只是冷静地甚至是残酷地将一个问题抛回给你：当一个人决定不再做“人”时，我们这些选择继续做“人”的人，究竟有何资格，去评判她的对与错、自私与崇高？
《素食者》留下的，正是这样一个在合上书本后，让你去思考的问题。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