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敏霞
绍兴的传统工业素以“三缸”即酒缸、酱缸、染缸著称，其中以酒缸为最。“汲取门前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绍兴自古是酒乡，地处鉴湖一带的村落，家家户户黄酒飘香，一代代酿酒师傅以糯米为纸、麦曲作笔，在鉴湖水中写下千年诗篇。
近日，绍兴市档案馆征集到一张民国时期的“酿户缸照”，这是一张当时的酿酒执照（未办“缸照”即为私酿，不得售卖），为绍兴深厚的酿酒文化增添了新的一笔。
民国的缸照一年领一回
在绍兴市档案馆的收藏室里，记者见到了这张已经被装裱好的缸照。缸照宽26.5厘米，长28厘米，用黄色的纸张版印而成，采用竖体排版，分左右两联，左联“缸照门牌”，右联“酿户缸照收执”。字迹内容等清晰可辨，边角有些残缺，整体基本完好。
从内容来看，这张酿户缸照的发放对象为民间酿酒户——绍兴县阮社“茅僮生”，发证时间“中华民国拾玖年”，颁发机构为“浙江全省烟酒事务局”。缸照规定茅僮生一年可酿酒“九缸，合计肆仟伍百觔（斤）”，征缸捐币一元八角。两联中间有编号，查缸员“高洁臣、章溢齐”，经董“陈犹奎、章翰轩”，盖有“浙江全省烟酒事务局”官印。
此外，从这张缸照的内容来看，民国时期的酿户缸照不仅是生产许可证，还是一张纳捐（税）证。缸照不仅规定酿酒户每年必须领缸照一次，还规定需按缸的容量交纳税收“缸照捐”，酿缸容量与纳捐数量为“每缸容量在五佰觔（斤）”的，捐约为“贰角”（此处字迹稍有模糊），如果“容量不止五佰觔（斤）的按照推加”“未办缸照者即为私酿”。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民国时期，政府对酒类酿造和经营征收比较高额的税。除了一系列有别于清政府的新税收以外，还有清末遗留下来的诸多税捐亦未取消。从税的性质而论，有属于出产税性质的酿造税，有属于特许税性质的缸照税，有属于原料性质的曲税等，征税标准亦未统一。累加起来，酿酒的赋税负担就相当重。这一张缸照也是民国时期绍兴民间酿酒户被课重税的见证。
“这是市档案馆征集到的唯一一张酿户缸照，是从萧山一位收藏家手中征集所得，这类藏品在民间收藏中并不多见。”绍兴市档案馆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征集到的这张酿户缸照，不仅真实还原了当时绍兴地区酿酒业规模与社会经济关系变迁等一系列经济发展情况，见证了绍兴酿酒业的变迁与发展，对民国历史研究尤其是绍兴酿酒业的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阮社自古是越酿重地
缸照的持照人茅僮生是民国时期的绍兴县阮社人。阮社，因相传东晋时“竹林七贤”中的阮籍、阮咸叔侄在此结社而得名，现属绍兴市柯桥区，与东浦、湖塘等同傍鉴湖而兴，同属越酿重地。
“一声渔笛忆中郎，几处村酤祭两阮”，阮社，是祭祀二阮的地方。在许多老阮社人的记忆中，为了纪念阮籍叔侄，阮社有南阮桥、籍咸桥、前庙、后庙等古迹。阮籍以爱酒出名，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曾说“阮籍是专喝酒的代表”。
阮社历代富庶，阮社人酿酒也十分重视质量，专门派人到江苏采购上等糯米，水源取自鉴湖上游，酿造好的黄酒通过家门口四通八达的河道，连通大运河行销全国，尽展酒乡风采。
据《绍兴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绍兴城乡有酒坊2246户。其中东浦576户，阮社435户，柯桥414户，城区359户……
记者了解到，阮社当年有许多大户人家，多数靠经营酒坊起家致富。在当时，上海22家黄酒业大同行中有14家是从阮社出去的。绍兴人的传统是“在外闯荡赚钱，回乡购地建宅”。这些人在上海风风光光，回乡时又将上海的生活习惯带回阮社，他们的行为既拓宽了阮社人的视野，也带动了阮社的文化生活，阮社因此被外界称为“小上海”。房屋建得多了，户与户之间就形成了弄堂。阮社池湾的酒弄堂，就是绍兴黄酒鼎盛时期留下的烙印。
“当时的酒坊很多以老板个人名字命名，他们一方面非常注重品牌和口碑，另一方面则重视营销，绍兴黄酒在外地名气这么大，与当时酒坊的‘走出去’理念有很大关系。”我市文史专家任桂全告诉记者，酒坊是绍兴黄酒文化传承的重要标记。“茅僮生酒坊”虽然一年才9缸酒的产量，但也是绍兴黄酒发展和兴盛的见证者。
在当时，“茅姓”酒坊在阮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记者从《中国实业志》（1933年版）中了解到，当时绍兴有年产300缸以上酒坊68户。其中阮社的章东明酒坊、高长兴酒坊、茅万茂酒坊、茅大升酒坊、章彰记酒坊、善元泰酒坊、张兴浩酒坊等都远近闻名，其中茅大升酒坊年产量达到2570缸。
文史专家表示，在酒坊时代，虽然黄酒总产量远不及现在，但家家户户做酒喝酒，黄酒醇香笼罩着整座城市，那时的绍兴黄酒产业，是真正的全民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