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奇枫
今年4月新发现的“越州屏障”摩崖，为东湖主人陶濬宣于清光绪四年（1878）所刻，对于研究绕门山采石历史、东湖建园过程以及陶濬宣书法艺术均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地久天长，传示靡极”
“越州屏障”摩崖位于绍兴东湖景区东端、绕门山北壁之上，高十余米，崖壁旁为东湖稷寿楼、扬帆舫等建筑，故而长期为其所掩，未被世人识见，今翻检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金石部分、《绍兴摩崖碑版集成》诸书，均未见著录，而《绍兴县志》《绍兴市志》《绍兴文物志》等地方史乘虽载“越州屏障”其名，但未见题记内容，且记载亦有不确之处（如谓此摩崖为陶濬宣筑堤营造东湖时所题），可知前辈学者实未亲见此摩崖真迹。
此方摩崖保存状况较好，字迹清晰可识，上方题额“越州屏障”四字，横列，阴刻，用隶书字体，下方题记为楷书，阴刻，分十竖行，每行四字，共四十字，其文如下：“伊山赫赫，为屏於越，皇矣宪条，私凿无貣，荐绅董者，镌此崖石，地久天长，传示靡极，光绪四年，陶濬宣勒。”
此摩崖题记文虽不长，但部分词句仍需疏解，如伊山，意为那座山，指代绕门山；赫赫，显赫盛大的样子；於越为古族名，系越人一支，此处指代绍兴；皇矣，意为光明、伟大，出自《诗经·大雅·皇矣》，即“皇矣上帝，临下有赫”；宪条，即法令条例；无貣，意为不予宽恕，貣，音忒，与贷为同源字；荐绅，即缙绅，泛指具有科举功名，在地方具有影响力的士绅阶层；董，即监督、管理；靡极，意为没有终极，如王阳明“哀此下民，靡届靡极”句；勒，即雕刻。
由此可知此摩崖之主旨大意，即：为保护“越州屏障”绕门山，以陶濬宣为代表的主持此事的士绅在此崖石之上，庄严刻下禁止在此私自采石的规定，愿此规定能够地久天长，流传示知永无止境，也正因如此，陶濬宣选择将其刻于金石，以期能传之不朽。
最后，由题记末句可知此摩崖所刻时间为光绪四年（1878），远早于陶濬宣营建东湖园林时期，且此摩崖为陶濬宣早年书法作品，其个性鲜明、结构紧凑、笔力雄劲的魏碑体书法风格已初见雏形。目前存世的陶濬宣书法多为其晚年作品，集中展现其“五十以后书”的晚期风格，而其早年作品则存世不多，“越州屏障”摩崖的发现，对于完整展现陶濬宣的书法艺术，其价值自不待言。
“君看绕门山，峭壁列屏障”
值得注意的是，陶濬宣称绕门山为“越州屏障”，意为此山屏卫着越州大地。以屏障形容高山，在历代文人雅士的诗文中并不鲜见，如白居易《重题别东楼》谓“湖卷衣裳白重叠，山张屏障绿参差。”而清人齐召南曾游绕门山，写下“君看绕门山，峭壁列屏障”，属现存文献中第一次以屏障形容绕门山。
与众多绍兴名山相比，绕门山似乎并不出众，而陶濬宣却以“越州屏障”称之，其中似有深意。绕门山，即鸟门山（二字在越地方言中音近），又名箬山、龙池山，最早见于南宋嘉泰《会稽志》的记载：“若蕡山，在县东十二里，旧经云：秦皇东游于此，供刍草，俗呼绕门山。”可见最早此山名曰“若蕡”而非明清以降逐渐流行的“箬”，“绕门”则为俗称，乾隆《绍兴府志》进一步考证“绕门与若蕡音相近而讹耳”，又因此山民间旧传一小儿从母浣水、吞珠为龙、上山数回顾其母的故事，此山遂又得名龙池山。
绕门山见于史籍的时间虽远不如《越绝书》所载诸山，但此山开发之早、地理位置之重要则毋庸置疑。绕门山作为会稽山之余脉，又毗邻浙东运河之前身——山阴故水道，越地先民很早就在此地生产生活。
新近发掘的大湖头遗址即位于绕门山南侧，为春秋战国时期一处重要的越文化聚落，旧经“秦皇东游于此”的记载或非虚言。
绕门山位于绍兴古城之东，与运河要道相通，又当于府城与东部诸市镇乡村之间，鲁迅兄弟三人儿时前往调马场拜坟岁时，即“舟出东郭门挽纤，行十里至箬蕡山”。历史上，从元末战乱、清初三藩之乱、晚清太平军入浙乃至于民国时期抗战烽火延及绍兴时，绕门山均作为战略要地，被各方势力反复争夺。1949年5月，浙东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部队直插绕门山，阻击向东溃逃的国民党部队，从绍兴东门入城，完成解放绍兴城的历史伟业，如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冯建荣所说：“东湖的箬山，像一大屏障，矗立在绍兴城东；像一道城门，守卫着绍兴的安全。”此正与越州屏障之义相合。
“斧斤山林外，白石丁丁鸣”
摩崖题记中“私凿无貣”的词句，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表明在陶濬宣生活的晚清时期，绕门山的采石活动仍在进行。绕门山石宕，与柯山、羊山、吼山（曹山与之仅一河之隔）的石宕并称为越地四大石宕，即“吾乡骨山可伐者，一为柯，一为洋，一为箬，一为曹”是也。其中绕门山所产石料因其“质坚甚，能历数百年无损”，而被广泛用于道路、河堤、桥梁乃至萧绍海塘的建设。
绕门山采石活动始于何时，因文献史料的缺乏而无可稽考，但越国都城的营建、山阴故水道的开凿，皆需大量石料，绕门山采石的历史或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
期。此后采石活动一直持续，宋人喻良能《若耶曲》中有“绕门山畔石成林”之句，可见此地采石之端倪。至于明代，绕门山大规模的采石活动开始大量见诸各类史籍文献，如邹迪光曾游越地，感叹“有绕门山者，岩岫颇胜，而为射利者椎凿，十去其四”，余绍祉亦有诗云：“铁骨崚嶒是鸟门，时时匠石啄山根”。
而随着晚明佛教复兴与士绅阶层审美意识的滋长，越地石宕以其“残山剩水”的独特意境，吸引了许多文人士大夫于此修建寺院、造园添景，如柯山在万历年间重修普照寺，并逐渐形成柯岩八景，会稽陶氏家族则在吼山、曹山建造石篑山房、放生池、烟萝洞等多处人文景观；而在绕门山亦出现了寺庵与放生池，祁彪佳在日记中曾有“归自绕门山，登龙池，庵僧以茶豆为供”的记载，并赋诗《重九后三日游绕门山龙池庵》，龙池庵后又有静修、莲池等庵，“群峰环峙，诸水绕流，艺竹种茶，幽清可玩”，晚清蔡元培来游时此地则为如意庵，放生池则一直延续至民国，胡维铨《绍兴风俗志》记叙了四月初八佛诞日东湖放生的热闹景象。
至明末清初，绕门山频繁的采石活动最终导致地下水涌出，“石尽而泓然者现”，与宕外的运河之水持平，形成山下大片水塘，然而大规模的采石活动并未停止，反而迎来了高峰，康熙《会稽县志》中有“山多坚石，取用甚广”之语，陶元藻亦谓：“今山之石，用日广，伐石于山者，亦倍多于昔。”袁枚《新齐谐·鸟门山事》中记莫姓叟“骸骨葬于鸟门山之西，被凿石者终日钻斫”，其墓棺离水仅尺许，由此可知石工临水凿石之一斑。
有清一代，绕门山周围聚居着大量因不堪忍受官吏盘剥而脱离农耕、选择以采石为业的民众，清初朱彝尊至绕门山，曾闻“斧斤山林外，白石丁丁鸣”，齐召南游越至此，见此处“村居皆石层，老幼总良匠”，感叹“自古仰衣食，山故无尽藏”，王衍梅曾至绕门山观凿石，亲见“其时众匠各竭力，气如喘牛汗如泉，咄哉此辈何侥幸，日凿日凿蹑危岭”的场景。道光年间，管庭芬游越，往返皆过绕门山，至绕门山之阴，见“石壁峭立，寒流振荡有声”，后顺游绕门山之阳，又见“村皆石户，以丘壑为农田，锤凿之声，殷震山谷”，亦发“石户尽如农，削凿得温饱”之慨。
“目构心营，数十稔矣”
正当“万夫不停斤，穷奇锼崖腹”之际，陶濬宣缘何要制止此处的采石活动？除却时人朴素的环保观念以外（绕门山北壁即有官府“永禁药鱼，如违重究”的禁令），还和会稽陶氏家族与绕门山的渊源有关。会稽陶氏为越中望族，自元末始迁陶堰，明清以降科甲鼎盛，人才辈出。据陶在铭主修《会稽陶氏族谱》所载陶望龄论地望一节，明确将箬蕡山视为陶堰地脉之发端，其弟陶奭龄亦曾自称“箬蕡山人”，陶氏后人陶元藻又申其说，追记始迁祖陶岳初来越地将卜居，泛舟出五云门至箬蕡山，“登高而望，见洲渚忽断忽绕者不可胜计”，遂又前行三十里许始抵陶堰，故而认为“堰之地脉，权舆于箬蕡也明矣”，并记叙明中叶陶氏先祖托梦族人阻龙池庵住持僧铲平池中之石，保护“陶堰阳基发祖处”之事。陶濬宣作为陶氏后裔，继承阖族意志保护此山免遭破坏，良有以也。
此外，陶濬宣在《东湖记》中介绍营建东湖园林缘起时，有“目构心营，数十稔矣”之语，足见陶濬宣早有于此建园造景之意，而与几为陶氏园的吼、曹二山相比，绕门山鲜有文人经营，甚至不如其北面之少微山，曾为宋人齐唐隐居处（后为少微山房），王十朋、陆游曾游并赋诗咏之，离绕门山数里独树港亦有园亭名“丽泽小筑”，而绕门山除道光十三年（1833）中秋杜煦等自香炉峰来游并刻题名于壁，同治四年（1865）王叔彝等载酒来游，效法前贤外，再无文人摩崖题壁，同治九年（1870）李慈铭曾携友朋泊绕门山，虽有“安得携素心，因厂各为屋”之意，但终沉浮于京师宦海，勿怪陶濬宣有“如此佳胜，弃置道旁，千岁以来，无人题目”的感叹。
陶濬宣幼孤家贫，中经丧乱，然聪慧勤学，又积极融入绍兴士人团体，并于光绪二年（1876）得中浙江乡试第二十四名举人，从此正式跻身缙绅之列。两年后，以他为代表的“荐绅董者”在绕门山勒下禁止私自采石的摩崖，其背后正反映出咸丰同治年间以降绅权大张，士绅群体逐渐取得董理地方事务权力的历史大势。自此摩崖勒成以后，绕门山大规模的采石活动渐寝，1887年俞樾游至此，发现其地并无屋宇，感叹“可惜世无好事者，不将水榭筑回环”，而陶濬宣虽怀“采菊东篱下，读书秋树根”之志，又曾数至山下与友朋共倒玉瓶，然终因俗务缠身而未能如愿，直至陶濬宣七上礼闱均落第，遂绝意仕进、返乡里居住，营建东湖园林，历时三岁告成，作为绍兴公园之始基，又在此独力创办东湖通艺学堂，开越中新学之先，东湖山水终成越中名胜。
明亡后张岱重游故地，作《越山五佚记》，以曹、吼二山为佳胜，而谓箬诸山“形迹不存，与土等埒，弃之道旁，又谁顾之？”二百余年后，俞平伯来游，谓“吼山奇伟，柯岩幽秀，炉峰峭丽，各擅胜场”，而“东湖最惬心，以为兼擅幽奇丽之妙”，东湖能成如此胜景，既仰历代石工宕匠千锤万凿之功，又赖东湖主人陶濬宣之苦心经营，可谓“异境天辟之，亦人辟之。是水是山，孰天孰人，不可思议”，后人游此，能不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