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燕
鲁迅曾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之所以“足矣”，实在是因为人世间黄金易得，知己难求。我们生命里的知交好友，很多都会随着人世变迁渐行渐远，但也有一些老友不惧岁月淘洗，依旧能常伴左右。在鲁迅的生命里，也有很多朋友来来往往，但贯穿始终的只有许寿裳一位。他们是同乡加同窗，相识相知的35年间，竟有20年是朝夕相处的。他们同进退，共患难，肝胆相照，无异昆弟。
虽然同是绍兴人，但他们的相识却始于日本的弘文学院，两人的班级和寝室都是毗邻的。到日不久，许寿裳就把辫子剪了，受其影响，鲁迅也剪掉了辫子，并把剪发小照赠给了许寿裳。之后，许寿裳主编《浙江潮》，第一个便向鲁迅约稿。再后来，鲁迅受许寿裳之约，写了多篇文章，这些都为鲁迅思想的萌发提供了契机。
回国后，许寿裳到浙江两级师范任教务长，紧接着介绍鲁迅到该校任教。两年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许寿裳受蔡元培邀请进入了教育部，他又把鲁迅引荐给了蔡元培。此间，两人昼则同桌办公，夜则联床共话，相偕吃饭喝酒，访图书馆，逛琉璃厂。教育部北迁北平后，两人关系更加密切，而让两人从至交好友成为生死之交的，则是那次震惊全国的“女师大风潮”。
因鲁迅支持学生运动，教育总长章士钊一怒之下，免了他的职。许寿裳紧跟着公开发表反对章士钊的宣言，也跟着被免职。有句话说得好，“事不出，不知谁近谁远；人不品，不知谁浓谁淡”。时间识人，落难识心，身处低谷时，最能看清人性，认清他人。在这凉薄的世界里，既能共富贵，也能同甘苦的真心，最值得珍惜。
而后，鲁迅转赴广州的中山大学任教，兼教务主任一职，投桃报李，他设法聘许寿裳为中山大学的教授。鲁迅从中山大学辞职去上海后，许寿裳深感无趣，也追随他到了上海。在上海，鲁迅已成为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但在经济上并不宽裕。当时蔡元培创办大学院，许寿裳立即推荐鲁迅做特约著作员，每月能领到300元的补助费。这笔钱免去了鲁迅的后顾之忧，让他能心无旁骛地写作，专心笔耕，终成巨匠。
1936年，鲁迅病重，许寿裳专程去上海探望。此时，许寿裳眼中的鲁迅已是“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胫瘦得像败落的丝瓜”。
鲁迅去世后，许寿裳悲恸之下，在多艰的时局里四处奔走，推动促成《鲁迅全集》的出版，并亲自编写《鲁迅年谱》。之后，许寿裳在一些回忆鲁迅的文章里毫不含糊地说出真相，为此不惜开罪几位多年老友，甚至危及饭碗。在许寿裳的印象中，历历如在眼前的，是相识之初鲁迅剪掉辫子后的喜悦表情。35年的光阴倏忽而过，这段友情经历了复杂世情的淘洗，纯净如初。他们的生死之谊，许广平亦叹为“求之古人，亦不多遇”。
《庄子·山木》中说：“谓贤者之交谊，平淡如水，不尚虚华。”验证友情最好的方式，是时间。就像鲁迅与许寿裳，一方敢于麻烦，一方不怕麻烦，相处时，没有多余的语言，没有过分的热情，但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抵得过世事的变迁。知乎上曾有一个提问：“如何对待逐渐疏远的朋友？”有一个回答引人深思：“友谊的本质是两个人在某个特定时间的联结。人生变幻无常，友情也是如此。”
最初形影不离的朋友，渐渐疏远，甚至情断义绝，我们也曾痛苦，也曾恼恨，但最后，我们终将学会释然。时间如筛子，帮我们筛选出长久相伴的人。人生路漫漫，长久拥有的少数友情反而更加坚固，很多时候，三两知心好友，胜过万千泛泛之交。如此友情，并不需要朝夕相对，虽远隔天涯，也可遥相呼应，沉默共鸣。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