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茹晨鸿
对先人的追怀与祭祀，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承载着深厚的情感纽带和历史积淀。近日，上虞博物馆特邀浙江省文物鉴定站站长赵勇作了题为“浙江古代墓祭与墓祠营建发展之概述”的讲座，为市民开启了探寻中华祭祀文化的窗口，吸引了众多文博与历史研究爱好者参与。
一
先秦至汉代是中华祭祀文化的奠基阶段，也是墓祭活动从萌芽走向兴盛的关键时期。
赵勇表示，西周时期受礼制与社会生产力影响，“不封不树”是主流葬俗：墓葬既无封土标识，也不种植树木作为记号，这种简约形制虽符合当时“尊天事鬼”的朴素观念，却给后世考古研究留下了诸多谜题。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与社会结构变动，墓祭活动逐渐萌芽，贵族阶层开始在墓旁设置简单祭祀设施；到汉代，“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深入人心，加之儒家孝道思想的推广，厚葬之风盛行，墓祠营建达到鼎盛。
此时的墓祠不仅是祭祀先人的场所，更成为家族彰显地位、传承家风的象征，其建筑规模与装饰工艺都达到了当时的较高水平。
赵勇特别以浙江地区的汉代宗庙祠堂为案例，详细介绍了其地域特色：不同于中原地区以砖石为主的建筑材质，浙江汉代祠堂多采用当地盛产的木材与陶瓦，在装饰上融入了水乡特有的鱼纹、莲纹等图案，既遵循了汉代祭祀礼制的核心规范，又体现了江南地域的文化审美，成为汉代祭祀文化“一体多元”发展的生动见证。此外，浙江多地考古发现的汉代祠堂遗址，如余姚、上虞等地出土的祠庙构件，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时期当地祭祀文化的繁荣。
二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中华祭祀传统迎来了显著的转型期，社会变迁与制度调整深刻影响着祭祀习俗的走向。
赵勇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薄葬之风”的兴起，并非偶然现象：一方面，东汉末年以来战乱频繁，社会经济凋敝，曹操曾以“天下凋敝，民不聊生”为由严令禁止厚葬，主张“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另一方面，汉代厚葬导致的盗墓问题频发，曹丕在《终制》中曾痛陈“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明确将“厚葬封树”列为盗墓之祸的根源，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薄葬观念的普及。
与薄葬风气相伴的，是丁忧制度的强化与墓庐建筑的兴起。按照当时的礼制，官员与百姓在父母去世后，需在墓旁搭建草庐守丧，即“居倚庐，寝苫枕块”，守丧期间不仅要节制饮食起居，还要定期在墓前祭祀，这种将情感表达与制度约束相结合的形式，让祭祀从“重器物”转向“重礼仪”，成为这一时期祭祀文化的重要特征。
进入唐代，墓祭传统与节俗文化的融合成为新趋势，围绕墓祭的争议与调适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赵勇提到，唐代初期，民间墓祭多集中在寒食节前后，而官方对墓祭的态度曾一度摇摆；直到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朝廷正式颁布政令，“寒食通清明四日为假”，后又将假期延长至七日，为百姓扫墓祭祖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一政策不仅推动了墓祭的普及，更让清明节逐渐融合了寒食节的祭祀功能与上巳节的游春习俗：百姓在祭扫先祖后，会踏青、插柳、放风筝，形成了“哀思与生机并存”的独特节俗内涵，这种融合也为后世清明节成为重要传统节日奠定了基础。
三
宋元至明代，中华祭祀文化进入了多样化发展与制度化成熟的阶段，浙江地区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赵勇说，宋元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壮大，祭祀活动逐渐从贵族阶层向民间普及，呈现出世俗化、生活化的趋势。此时的墓祠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增加，祭祀形式也更加丰富：除了传统的春秋两祭，民间还会在祖先诞辰、忌日举办小型祭祀活动；祭祀用品也以之前的礼器为主，增加了糕点、水果等日常食品，更贴近百姓生活。
浙江地区作为宋元时期的经济文化重镇，祭祀文化的发展尤为突出，多地家族在墓旁设置的“家祠”，既保留了墓祭的传统，又开始具备宗族议事、子弟教化的功能，为后续“祠祭”的兴起埋下伏笔。
明代是祭祀传统从“墓祭”向“祠祭”转变的关键转折期，而浙江地区是这一转变的先行者。赵勇表示，这一转变的核心推动力是嘉靖年间宗祠制度的普及：嘉靖十五年（1536），朝廷发布敕令，打破了此前“士大夫不得立庙”的限制，允许士大夫阶层建立宗祠祭祀先祖，随后又进一步放宽政策，允许庶民百姓联宗设立家庙。这一政策突破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的祭祀格局，浙江地区凭借深厚的宗族文化基础，迅速掀起宗祠建设热潮。
当时浙江的宗祠多采用“仪门、享堂、寝堂”三进式格局，仪门作为入口象征宗族威仪，享堂是祭祀与议事的核心场所，寝堂则用于供奉祖先牌位，这种结构既符合礼制规范，又兼顾实用功能。此外，浙江宗祠还形成了完善的祭祀礼仪与管理制度，如定期举行的“族祭”、用于族内教化的“宗规家训”宣讲等，让宗祠不仅成为祭祀先祖的场所，更成为凝聚宗族力量、传承文化传统的核心载体。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华祭祀文化从“分散的墓祭”走向“集中的祠祭”，进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成熟阶段，对后世中国宗族文化与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