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良
柯桥区杨汛桥街道抗战时虽说地处绍兴乡村，却紧临钱塘江和萧山县（今杭州市萧山区），境北有西小江、浙东运河、萧甬铁路、萧绍公路、萧绍海塘，过了海塘就是萧山沙地，沙地的北面就是钱塘江，江对面就是陷于日寇之手并驻有重兵的“下三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西北通向临浦、义桥、戴村等地，是通往诸暨、金华的必经之路；东南有大路通钱清、湖塘、夏履、漓渚，离诸暨、金华也不远，驻在这里的抗战部队，随时可以杨汛桥为基地，反攻萧山、杭州乃至经“下三府”进逼上海，因此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日寇除经常出动飞机轰炸杨汛桥外，驻“下三府”的日寇，还不时出动，攻打钱塘江南岸的绍兴等地。
抗战初期，杨汛桥驻有62师、66师、72师、79师等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到日寇发动“宁绍战役”时，防守这一带的就只有79师和浙江人民抗日自卫总队第八支队了。
1940年1月22日，日寇第22师团86联队联队长真田穰一郎指挥日寇利用大雪、大雾天气，深夜偷渡钱塘江，在南岸六百亩头登陆，携飞机、大炮、战车等，袭占了萧山县城和长山炮台，利用长山居高临下的地形，架设重炮轰击杨汛桥等地，给抗日军民造成重大伤亡。
日寇为了巩固萧山这个钱塘江南岸的桥头堡，出动精兵东攻绍兴，南打临浦，以步步为营的战略，确保萧山的据点。1942年4月，发动了“浙赣战役”，占据绍兴、临浦等地。当时第八支队一部在沙地楼下陈村与日寇拼刺刀，因寡不敌众而全军覆没。
第八支队把主力集结于衙前凤凰山力拒日寇，司令部设在卫家村。日寇除以机械化部队沿萧绍公路攻击前进外，另以一部乘汽艇在衙前后方的如意寺登陆，夹击守军。在敌人陆、空、炮、战车的压制打击下，第八支队难以力敌。除一部由卫家村卫金法父亲带路，经昭东、大义穿过新甸撤到夏履外，余部多数战死在丁村、杨汛桥等地。
日寇为了泄愤，火烧卫家村并残杀村民多人。第八支队一部撤至西小江会缘桥时，长山炮台日军开炮炸毁了大桥。当第八支队撤到杨汛桥时，日寇的炮火又炸断了杨汛桥的古临江大桥。第八支队面临着前有大江，后有追兵的境况，只能在严寒中攀着渔箔渡江，许多受伤的、不会游泳的官兵，淹死在西小江。
此战后，杨汛桥一度成了中日双方拉锯的战场。“宁绍战役”后，抗日队伍从杨汛桥出发攻打长山，经一夜苦战，3000多人的部队，回来的不到百人，可见战斗是何等惨烈。西小江两岸的硝烟未散，乡里首富“坤店王”便发动乡民为第八支队阵亡官兵捐款捐物，他自己除了捐款外还捐出土地安葬烈士忠骸。
杨汛桥本地及附近村民抗日杀敌的故事不胜枚举。汪六斤、周玉堂、姚飏、周友泉……约有上百人，抛弃了安逸的生活，从军杀敌，可胜利归来的，寥寥可数。萧山衙前镇里东徐村的徐木定，14岁去义桥学理发，他曾与师父合力把一个日军头领的头颅砍了，师徒分别，他由此投奔了新四军。
日寇小川部队初来杨汛桥时，驻在礼陀山五峰寺，山下的蒲荡夏人十分愤慨，曾于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火烧五峰寺。日本部队逃到道士坳上的青莲古寺暂住，悍不畏死的蒲荡夏人，又火烧了该寺。小川部队驻扎到当时属新安乡的后梅村陆氏新祠堂，通过维持会向新安乡要粮、要钱，抓壮丁，孙家桥老人孙民钊置生死于度外，单刀赴会，直入新祠堂，面见日酋小川，代表村民与其谈判。孙民钊后来说：“日寇都是纸老虎，只要你比他凶，他就怂了……”
里东徐村有一名浙大学生，杭州沦陷时在家养病，病好后浙大已迁往贵州湄潭，他便天天到杨汛桥张神殿前宣传抗日直到抗战胜利。宣家人宣宜根去上海学徒，他改名“宣制晖”，参加地下党组织，后来去了苏北根据地。
杨家台门的张长宁带领游击队在萧绍公路的莫家港、转坝头之间埋设了几个地雷，炸死了10多个日本侵略者……此等抗日事迹不胜枚举。
抗战并不全是烽火前线，后方战场也活跃着杨汛桥民众的身影。笔者的祖父和父亲在上海采购棉布、西药、五金等物资，冒生命危险支援大后方，再把大后方的桐油、茶叶、水果想方设法运出来出售，为抗日筹款。我的祖辈、父辈告诫后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杨汛桥的抗战事迹必须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