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村庄，手表是家境的体面注脚。村里小伙子结婚，若能拥有一块“上海”牌石英表，足以让同伴羡慕不已。那时的小孩子，做得较多的游戏，便是用钢笔或圆珠笔在手腕上勾勒出圆圆的表盘，再歪歪扭扭地画上指针，仿佛这样就能把时光“戴”在身上。
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父亲从绍兴城里回来，给我带了块黑色电子表，表盘中间嵌着块透亮的玻璃，数字在里面明明灭灭地显示着时间。这是我拥有的第一块表，往手腕上一戴，上课都忍不住把胳膊肘支在桌上，就等同学投来羡慕的一瞥。那份小小的骄傲，至今想起仍觉鲜活。可几元钱的物件终究经不住折腾，半个月后数字开始乱跳，终于彻底失去了计时的意义。
父亲又一次上城，回来时给我带了块银色的机械表，每天拧发条才能乖乖走时。他说花了三十多元钱，反复叮嘱我要好好保管。我把它当成宝贝，天天戴在手腕上，时不时抬起来看一眼时间，睡觉时便小心翼翼地压在枕头下，听着那“滴答滴答”的声响。
变故发生在一个暑气蒸腾的午后。帮父母把点心送到田畈后，我蹲在河埠头洗手，为防止手表进水，顺手把表搁在了青石板上。天热如蒸笼，蝉鸣稠得像化不开的糖浆，我甩着水珠直起身往家走，直到坐在家里的门槛上，才看见手腕上空落落的，猛地惊醒——表忘了拿！疯跑回河埠头时，青石板上早已空空如也。那是我头回尝到“弄丢珍视之物”的滋味，晚饭时扒着碗，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碗里。父亲放下筷子，没说一句重话，默默起身挨家挨户去询问。问到阿五大伯家，他说确实捡到了一块手表。父亲当即转身往村头小卖部买了条“红塔山”，塞到阿五大伯手里再三道谢。
这块银色的表陪着我走过无数个晨昏。小学时用它数着下课铃响的秒数，盼着课间10分钟的嬉戏；初中晨读时，看它在课本上投下细小的阴影，随着阳光移动慢慢变幻；高中晚自习后，借着路灯拧发条的动作，成了回寝室路上雷打不动的固定仪式。直到高三那个清晨，书包、抽屉都翻了底朝天，那只银色的表却像蒸发了似的，再也找不到了。
手表“丢失”的当天，父亲就赶来学校，给我送来了一块“金表”。“让你表嫂在国商大厦挑的。”那是一块精致的女表，通体金黄，后来我才知道是“罗西尼”牌的，那时中央电视台老是播放这个品牌的广告。为买这块表，父亲花了200多元，这在当时，相当于母亲一个月的工资。
这块金表陪着我走进高考考场，秒针的跳动声成了考场上最安心的背景音。大学四年里，它躺在课桌抽屉里，见证我写下一封封家书，计算着放寒暑假回家的日子。工作后有了小灵通，再后来又有了手机，手表的计时功能被渐渐取代，于是它便被我塞进了抽屉深处。
再次与它重逢，是在一个整理老物件的周末。拉开抽屉时，那抹金黄依旧亮眼，表盘依旧锃亮，只是表带已有不少磨损的痕迹。我带着它去了修表铺，老师傅用放大镜端详半晌，敲着桌面赞叹：“这机芯是真材实料，再走20年没问题。就是这表带，早就断货了，换不了喽。”
如今，这块表仍躺在柜子里，和泛黄的学生证、磨边的工作证做伴。它们或许不再有实用价值，却像一个个忠实的记录者，清晰地刻下我们的来时路，每一道印记里，都藏着岁月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