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俞姝萱
“咔嚓”，又一道闪光灯亮起。最近绍兴博物馆里总围着一群举着小卡片的年轻人，嘴里念叨着“打卡拍照换限定周边”，而卡片上印着的正是我如今的模样。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文物界的“偶像派”。作为镇馆之宝，我——齐永明维卫石佛像，活了1500多年，还是头一回体验被“追星”的滋味。
被安置在独立展柜里的我，高0.58米的身躯不算魁梧，却藏着跨越千年的故事。青石雕凿的肌肤上，金箔虽已斑驳，却仍能窥见当年贴金工艺的辉煌。我始终保持着全跏趺坐姿，双足交叠如莲，面相庄严慈祥，服饰线条依稀可辨。我的背后镌刻着“齐永明六年太岁戊辰，于吴郡敬造，维卫尊佛”的楷书铭文。这个铭文就是我的“出生证”：我是在“齐永明六年”诞生的，它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南齐政权的年号，换算成公元纪年即为488年。
有专家说，我的成像时间比新昌弥勒大佛早了28年，极有可能是江南地区最古老的佛教造像之一。同时，这也意味着绍兴地区的最早佛像就是我。
维卫佛，是梵语音译，亦译作毗婆尸佛，意译为胜观佛，是佛教小乘教七佛之首。小乘教保持着早期佛教教义，注重个人修行，在当时的江南一带颇为盛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句古诗描绘了唐代诗人杜牧眼中江南寺院的盛景。然而，如今千余年过去，那些昔日辉煌的佛寺已难觅踪迹，唯有佛像静立，诉说着往昔的香火繁盛。
说起我来到绍兴的历程，颇为传奇，可谓跌宕起伏。南齐永明六年，我在吴郡（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带）被工匠们精心雕琢而成。那时的会稽郡还是浙东佛国，唐大和九年南崇寺落成时，我便迁居至此，在晨钟暮鼓中度过了一段安稳岁月。可唐武宗的“会昌灭佛”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寺院被毁，我一度隐身。百年之后，到了五代后晋天福年间，一位名叫行钦的僧人在原南崇寺前的水池中发现了我，并决定重建南崇寺以安放我。北宋治平三年，朝廷赐予该寺新的名称——石佛妙相寺。南宋时，我依然是越中著名古刹中的珍宝。
然而，历史的波澜再次袭来。辛亥革命后，我被移到戒珠寺，却又赶上北洋军阀孙传芳屯兵，人们慌忙将我藏到县商会。
1924年，乡绅王子余把我迎到开元寺，还特意建了感岵楼供奉。谁知1941年日军占领绍兴后，竟把寺院改成兵营。那个叫北岛的日军首领盯上了我，拆毁佛龛偷偷把我藏起来，想趁机运走。万幸的是，抗战胜利让我得以重返戒珠寺，后来又暂居龙华寺。直到新中国成立，社会知名人士王贶甫将我正式交给文物管理委员会。1961年，我终于在绍兴博物馆安了家，才算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涯。
历经千余年，各朝对我的外观改造显著，现今绍兴博物馆内的我已难觅南齐时的风采。正因如此，自我现世以来，学术界对我真实性的质疑未曾停歇。我面部线条柔弱，表情温婉，与南北朝时期佛像刀锋犀利、神情庄重的风格大相径庭；头部肉髻与底发浑然一体，但髻珠的存在却与南北朝时期高肉髻无髻珠的传统相悖；衣身皱纹与衣摆褶皱的装饰手法不协调；背部铭文的魏碑书体，实则带有浓厚的楷书摹写痕迹……
然而，也有专家指出，佛像的坐姿和衣饰衣纹仍保留着早期特征，其雕刻风格或许受到南北地域审美差异和工匠技艺的影响。铭文书体与浙江南齐墓志的风格颇为相近，南朝的魏碑体中仍可见魏晋遗风。
现在大家普遍觉得，我应该是南齐原作，只是后代多次改造让我变了模样，想要还原真貌，怕是难上加难。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就像新昌大佛，即便历经后世改动，依然是无价之宝。我身上这些新旧痕迹，不正是1500多年岁月留下的勋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