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文
在上海，我最喜欢逛的一条老街是虹口区的多伦路。这条老街不仅拥有众多历史建筑，还与许多中国现代史上的名人息息相关，鲁迅就是其中之一。
1927年10月2日，鲁迅偕许广平由广州抵达上海，8日，他们入住多伦路景云里23号。鲁迅的小弟周建人当时供职于商务印书馆，距景云里较近，所以这条弄堂住了不少周建人的同事。鲁迅之所以选择景云里，一是方便和弟弟来往；二是他刚到上海，对上海情况陌生，不知道去哪里租房。多伦路与四川北路相交，云集了不少别墅洋房，是沪北富人居住区。景云里的布局是这样的：它由一条一条小弄堂纵横交错组成，每条小弄堂编号为第一弄、第二弄等。
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也住在景云里，曾经多次去其家玩，所以对景云里的房子结构比较熟悉。这是上海弄堂常见的石库门房子，共有四层楼面，正门进去是一个小天井，过天井是客厅，穿过客厅抵后门，边上是小厨房。上面三层都只有一个房间，好像有一个洗手间，房间面积不到20平方米，所以虽说四层，其实总面积也不过几十平方米，但是这在上海已经是很高档的住宅了，非中产是难以承受租金的。
景云里东面通多伦路，西面通宝山路，北临横浜路，当年宝山路和横浜路上湫隘的自搭小棚林立，是上海出名的贫民窟，住户大多是来自苏北的农民，从事最底层的工作。
当时，景云里还住着不少作家，如茅盾、叶圣陶、丁玲、柔石等。茅盾正遭国民党通缉，他住在鲁迅家斜对面，平时不出门，鲁迅刚入住景云里就由周建人陪同去看望茅盾，两人交谈了很长时间。
鲁迅寓居景云里时是他最忙碌的时候，一是经常受邀外出演讲，曾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等多所高校演讲，受到热烈欢迎；二是接待来访，也不时外出与作家、文化巨头聚会；三是撰写大量文章，如著名的《革命文学》《文学和出汗》《“醉眼”中的朦胧》等杂文就是此时写的；四是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也是在景云里，鲁迅接受蔡元培之请，受聘为国民政府大学院第一批特约撰述员，鲁迅在日记里提及了这件事情。
在景云里期间，当时的一批作家组成的创造社和太阳社与鲁迅就革命文学的主张发生了激烈争论，一些人甚至发起对鲁迅的人身攻击，诬其是封建余孽，“讨姨太太，弃北京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等等。鲁迅奋起反击，写了《文艺与革命》《在钟楼上》等一大批杂文（收在《三闲集》）。与此同时，他还买了一批马列著作，认真阅读。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的思想发生剧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巨匠。
鲁迅搬入景云里23号碰到的第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是警匪枪战。原来一群绑匪将一“肉票”关在23号附近，与前来解救的警察发生枪战，双方对射时，流弹将鲁迅居室的一扇玻璃窗打穿了，可谓险象环生。
23号北面紧邻宝山路，夜里也是行人不断，有大声说话的，有唱戏的，有吵架的。隔壁住户天天麻将不断，兴奋时将牌重重敲在桌面上，还高声狂笑，鲁迅的写作读书常常被迫中断，苦不堪言。
23号的后门对着一个住户，是位律师，他家有个10多岁的熊孩子，十分顽皮，常常向鲁迅家的厨房扔泥土和小石子。鲁迅实在无法忍受了就去与律师交涉，不料熊孩子非但不改顽习，反而用白粉笔在23号后门画了一只大大的乌龟，还往23号撒尿。鲁迅斗不过他们只好考虑搬家，这时正好弄内18号空了，于是将其租下，于1928年9月9日搬入，他们在23号住了11个月。搬入18号后，鲁迅约周建人一家一起住，便于互相照顾，两家相处了5个月。
1929年2月，鲁迅得知隔壁17号也空了，这栋楼朝南兼向东，两面见阳光，其时许广平刚刚生下儿子，需要环境好一点的居室，鲁迅就将17号租下准备自住，并在17号和18号之间开通一门，便于来往。有一天晚上，一个小偷潜入17号准备行窃，但鲁迅有工作至深夜的习惯，室内的灯总是亮着，小偷没法下手，便故意在楼梯上留下一泡屎跑了。事后鲁迅跟大家说：“他对我一点也没有办法，只好撤退了。”
鲁迅一家搬入17号后，那个熊孩子依然不放过他们。鲁迅他们吃饭在18号，17号的厨房是空着的，但堆了一些木柴。有一天夜里，这间厨房的窗户没有关，熊孩子将浸过煤油的引火纸偷偷丢进厨房，所幸引火纸熄灭在地，没有点燃木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发生了这件事情后，鲁迅决意要迁出景云里。1930年5月12日，由日籍好友内山完造介绍，鲁迅迁入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A3楼4号。从1927年10月8日入住到搬出，鲁迅在景云里共住了两年七个月。这段时间在鲁迅的一生中非常重要，如1930年2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多伦路上的中华艺术大学举行，会址距离景云里不到300米。鲁迅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演说。鲁迅的一篇重要文章，写于1930年4月19日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也是在景云里完成的。其时，鲁迅还参加自由大同盟活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不得不在内山书店避难。总之，景云里与鲁迅关系密切，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见证。去上海游览，不妨走一走多伦路，会让你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