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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4-13
星期一
当前报纸名称:绍兴日报

从断发文身到繁花似锦

日期: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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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07版:副刊       上一篇    下一篇

  朱晓平

  绍兴历经三次衣冠南渡及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相互影响,在衣食住行细节方面,仍倔强执拗地保留着越文化的独特个性和禀赋,又彰显出古越文明的兼容并包、与时俱进。

  越先民“断发文身,臝以为饰”(《左传·哀公七年》)。越王勾践尊重本土文化,也身体力行“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这与当时儒家推崇的“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礼制不符,所以孔子的学生子贡颇有微词,说“岂礼也哉!”虽说这在表面上不合周礼,其实此礼即彼礼。只不过越先民崇尚的是大礼,是自然之礼,两者殊途同归,都将衣服穿着与治国理政关联起来。“垂衣裳”是用服饰体系创构维护政治秩序,是“天下治”的前提;“文身断发”则缩小服饰等级差距,追求同仇敌忾的共情,目的为报仇复国。

  越地多水,水在生产生活中无处不在。长发飘飘,易被水草勾连、藤蔓纠缠,而且天气湿热,长头发不易干燥,短头发干净利落。生存不易,光短发还不够,再文其身,其像蛟龙,像野兽,像一切自然体。天人合一,利于狩猎,便于渔樵,保护自身免遭伤害。这种“衣饰”风俗,被保留在绍兴漓渚出土的青铜鸠杖上。鸠杖底部的人像,额发中分,浑身浑脑花里斑斓,与“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剑”共同寒光孑遗,闪耀出绍兴先民断发文身的原始审美。至于春秋时期越国的服饰,则可从《吴越春秋·卷七·勾践入臣外传》“越王服犊鼻,著樵头;夫人衣无缘之裳,施左关之襦”的记载中略见一斑。

  一飞千年,鸠鸟在兰亭羽化成墨华,绍兴的服饰有了艺术崇尚。西晋永嘉年间(307—311),中原汉人大批南迁。会稽服饰坚持固有传统,只不过男子普遍穿着的衣衫汲取了袍的裁剪理念,审美趋向正规庄重,南服北相。“王谢们”则入乡随俗,没过多久,他们穿到会稽来的峨冠博带渐渐有了江南范儿。面对梅雨,面对潮湿,面对三伏天“秋老虎”,服装设计开始注重透气,讲究舒适,追求简约,西晋洛阳风淡成底色,仅存轮廓;越地的丝绸、葛布类轻质面料被广泛应用,会稽元素使服饰变得亮丽轻盈、飘逸潇洒。春服既成。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兰渚山麓一场临流浴风、把觞歌咏的踏青,阳光把飘动的衣袂投射到“似茧而泽”的纸上,由王羲之挥洒成行书,张挂在中国书法长廊里猎猎作响,至今墨色鲜艳。而疏密有致、空灵流畅的书法布局及线条又反哺服饰,渗透到布料、款式上,使人的“第二皮肤”在蔽身遮羞的基础上陡增妩媚,平添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价值。《世说新语》中描写到的襦、袍、衫、裈、绔,经江南裁缝师傅的巧手,前襟后裾显得更加流畅清朗,穿着者一举手、一投足既带风骨,又生温婉,也给会稽丝织业带来“绵绢既贵,业蚕者滋,虽勤励兼倍,而贵犹不息”的“马太效应”。

  “靖康之难”,南来的大队人马一要吃饭、二要穿衣,大国霓裳等消费刺激生产。汴京先进的技术,越州充裕的原料、善织的尼姑,地处两浙的越州很快成为全国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一时风头无两。《旧唐书》记载的“贡交梭绫、绛纱、丝缕极细,织工精美,即薄又轻”的“越绣”成为南宋皇室贵族裁制衣服、制作鞋帽的首选面料。设计大气简洁、色彩鲜艳夺目的南宋官服,里子面子自然更少不了越地出产的布帛丝绵、绫罗绸缎。南宋以降,两浙路各城邑多有官方设置的“罗局”“绣局”“织染局”,又有百姓约定俗成叫作“染坊弄”“绣坊街”“丝织街”等的闾巷小弄,至今尚存的越城区小江桥北的局弄,当为一例。

  经两千多年礼制浸润,绍兴的服饰与时俱进且被纳入等级轨道,即便酒客也有了“长衫帮”“短衣帮”之分。前者踱方步、坐包厢,冷菜热炒,酒要倒入锡壶再倒出来,细斟慢酌,细嚼慢咽;后者“温酒斩华雄”,倚柜台站着喝,数枚茴香豆下一碗酒,速战速决,酒瘾一过,匆匆拉黄包车去也。

  “八月秋风起,朋友见高低。”许多用衣服说事的绍兴谚语,明里暗里都包含“人靠衣裳,佛靠金装”的市井逻辑。服装是经济实力的外化,锦衣夜行者毕竟少之又少。三伏溽暑“夏邋遢”,衣着打扮人人差不多,人们多穿无袖调羹衫、小布衫,想显摆也显摆不了多少。入秋后天凉好个秋,哔叽长衫、花呢夹袄次第上身,朋友圈霎时分出了高低。“侬有乌风冻,我有狐皮一口钟。”冬日的服饰,差异更大。农夫也有对策,“侬有狂风猛暴,我有蓑衣晾帽”。不信比试比试。“穿起像朝奉,脱落像短工”,则说明绍兴人勤俭持家,好衣服仅在会客、逢年过节时才穿,平时最多在黄梅天过后翻出来到太阳下晒一晒。

  服饰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具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双重属性。1916年8月,孙中山先生亲临绍兴东湖陶社致祭辛亥先烈陶成章。在一张孙中山与陶社成员的合影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年绍兴士绅的服饰,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共存,一点没有违和。辛亥革命革掉了帝制,淘汰了顶戴蟒袍,但由旗女袍服发展而来的旗袍,生命力可谓长久。此后数十年,旗袍飘忽起伏,一时风靡街衢、一时压进箱底,直到最近二三十年,才重现风采且改良得更加贴身适体,为绍兴女性所钟爱。

  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绍兴的服饰紧随时代潮流而变,颜色上蓝天灰地或灰天蓝地。城市里男子穿中山装、海虎绒翻领棉大衣、府绸衬衫、工作服、绿军装;女子穿布拉吉(连衣裙)、列宁装、劳动布工装背带裤、的确良衬衫;农村服饰潮流慢半拍,继续尚暗色,男人穿土布对面襟布纽襻玄色上衣,下配团团裤,妇女穿士林蓝大襟洋布衫或者对面襟包棉袄布衫,裤子右胯开衩钉三颗扣子,便于穿着。当年“城里人”“乡下人”看衣服打扮一望而知。一件包棉袄布衫,独领风骚数十年,展现出绍兴妇女浑圆、内敛、聪明、能干等诸多禀赋素质和婀娜多姿的形象。

  服饰是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的综合体现。改革开放,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轻纺城服装面料山花烂漫令人目不暇接,绍兴的服饰也因此华丽、前卫、时尚、古典、绚烂,繁花似锦,四季如春。这中间,“柯桥布”功不可没,成为“最江南”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