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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4-18
星期六
当前报纸名称:绍兴日报

那段读书岁月

日期: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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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08版:副刊       上一篇    下一篇

  任桂全

  一

  1965年秋,我踏进杭州大学校门。在中文系报到时发现,办公室墙上贴着当年浙江省高校招生简讯,上面刊有我写的一篇豆腐干文章《文化翻身不忘本》,那是高考前写的。想不到细心的老师从无数简讯中挑出来贴上,让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出生在世代务农的山区贫苦农民家庭,祖祖辈辈都一字不识,但都盼望儿女读书有文化。我算是遇上了好时代,从小学、初中读到高中,一路顺风走来,即使或有一时揭不开锅,家里也决不让我的学业停下来。父亲在旧社会吃了许许多多的苦,不善言辞的他只吐出一句大实话:“没有文化,苦啊!”

  “没有文化,苦啊!”是他的人生感叹,也是我的学习动力。父亲由于长年积劳成疾,在我读初中时就去世了。我没有忘却他的遗言,与许多来自农村的同学一样,成了家、村乃至公社的第一代大学生。

  当我怀着“文化翻身”的渴望跨进大学校门时,学校已为我们作了仔细周到的安排:学费全免,备蚊帐、饭盒等生活用品,还发给我每月16.5元助学金,除去吃饭外还可留点零用钱。有老师说,当时5个农民一年的辛勤劳动收入,才够1个大学生一年的生活费用。国家在还不富裕的情况下,花那么多钱培养迫切需要的人才,我感到自己身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那年,杭大中文系招收三个班新生,我所在的一年级3班,是学校仅有的两个半农半读试点班之一。按教育改革计划,试点班新生几乎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相对比别班同学小一些,以工农子弟为多。系党总支书记毛逸亲自抓试点,调集系里最优秀的教师任课。如教现代文学的郑择魁老师、吕漠野老师,教文艺理论的王林祥老师,教现代汉语的王维贤老师,教写作课的倪宝元老师、丁茂远老师,政治、外语等公共课也有专职老师,系里还为试点班配备了专职辅导员胡淳求老师。如此强有力的师资队伍,足够我们尽情享受“文化大餐”了,我暗暗高兴,心想,这下子“文化翻身”有希望了。

  因为试点班的学农基地尚在准备中,系里决定学生在第一学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学习基础课和专业课知识。我们班32名同学,按半农半读要求设置课程,实行小班化教学,有固定的小教室,师生能够近距离接触,面对面地教和学。师生几乎天天在一起,不像在大教室上完课,老师夹着讲义一走了之,师生一两个星期才能见一次面。试点班担负着试验和探索的任务,课程设置由近及远,由易到难;教材由任课老师自己编印,授课方式以讨论、启发式为主,老师只作中心发言;为了培养我们的自学习惯,课后提供参考书目等等。有的课与实际结合起来,既讲理论,又重实践,学得生动活泼。如写作课进入通讯文体练习时,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先去工厂劳动一星期,然后让大家写一篇通讯。

  当时,我们白天在小教室听课,晚上去大教室自修,足可容纳三五百人的大教室,黑压压的人头,把教室装得满满的。做作业、整理课堂笔记、阅读课外必读书籍,或查资料写论文,谁也不影响谁。唯有数十盏日光灯迎头高照,不时发出“吱吱”声。但因电力不足,灯光昏暗,我很快戴上了近视眼镜。尽管如此,大教室毕竟是夜读的好去处,于无声中可以默读、沉思、想象、拼搏,还可以流连光阴、增长知识、积蓄力量。因此,捷足先登抢座位,成了同学之间最激烈、最无情、也最快乐的竞争。

  二

  快乐的读书生活,随着“文革”的到来,一切都变了。不错,学校的大门依旧开着,每月的助学金我们依旧领着。有时也会问自己:“我们难道也该依旧混着?”转而一想,我们一旦离开学校,踏上社会,人家照例把你看成大学生,哪怕是空壳的,也得把你当大学生使用。但我们不是那种人,于是班里要好的几个同学商量,借书去!当时有条规定,如果需要,可以开介绍信去学校或省、市图书馆借书。我们每个人一张介绍信,我借三五本,你借三五本,回来大家轮流看,两三个月一轮回。虽然看书的理由很正当,但还得小心翼翼。尤其是白天,躲在寝室里看书,我们得把蚊帐放下来,藏在里面偷偷地看,虽然不能与北宋时陆佃的“映月读书”相比,但这确实很好玩,如果有谁想加盟,图书多流转几个人也无妨。

  帘内读书,虽然逼仄,但让我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也增进了与老师交流的机会。阅读和思考中,常常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就促使我们去向老师请教。尽管老师没有这项教学任务,当时说话也不太方便,但他们经常来学生中间,从其释放的一个眼神、一句问候中,我们仍然能深切感受到师长对于弟子特有的那种关爱。

  后来军训队进校,教育改革开始,我们收起帐帘,走进教室,开始教学改革实践。当时向中文系学生开放的书籍中,主要是鲁迅著作。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相约几个同学,在学习鲁迅著作的基础上,确定了“鲁迅诗歌浅析”的课题。名义上浅析,实际上是学习心得,出于对鲁迅的敬仰,读了不少相关参考书籍,练习也特别认真,生怕在内容理解和把握上出现差错。想不到我们的课题,得到军训队支持,安排经费出版,用的是小开本、塑料红封面,便于携带。虽然书上不署名,也不发稿费,但每人发5本书,能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奉献给大家,我们心里就十分满足了。

  这段读书的经历,只是我人生履历中的一段插曲,但至今记忆犹新。若问我的最大收获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它让我养成了自学的习惯、找到了治学的门路,而且终身受益。事情过去50多年了,看到现在年轻人在阳光下读书,真让我感慨万千。但愿人人都能珍惜来之不易的阳光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