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山夜话
N禾尚
元宵灯会的习俗由来已久，据考证，最早发端于汉武帝时期，在正月十五祭祀象征宇宙至高神的北极星神“太一”，为了表示虔诚以达天听，这一夜甘泉宫上辛祠通宵燃灯，举行祭祀活动。东汉时佛教传入，正月十五又成了佛祖示现神变之日，汉明帝刘庄（光武帝刘秀第四子）敕令“燃灯表佛”，从此佛教习俗与中土祭祀传统逐渐融合，魏晋时期更出现了赏灯、踏歌等民间活动。
隋唐时期，隋炀帝为彰显国力，在正月十五这一天举办盛大灯会，邀请万国使节观赏，《隋书》中记载，“戏场延亘八里，灯火光烛天地。”唐玄宗则将元宵灯会确定为全国性庆典，开放宵禁三日，称为“放夜”,都城长安官方搭建巨型灯楼，火树银花交相辉映，璀璨夺目。
由于灯会“举国同欢、与民同乐”的性质，具有象征国家稳定、体现盛世昌隆的寓意，因此得到历代王朝官方的大力推动，两宋时期迎来了市民化大发展，明清时期的花灯制作技艺更是到了巅峰，明朝永乐年间北京午门的鳌山灯高达十三层，设有机械装置使灯组旋转，《大宋宣和遗事》中北宋汴京的灯会更是“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鳌山高灯，长一十六丈，阔二百六十五步。”如此巨大的规模体量，即使在今天也未必能轻易做到。
当然，灯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也是一种额外的经济负担，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在首都开封府担任推官（相当于副职二把手）时，就遇到这样一件棘手的事。那是熙宁四年（1071）上元节，宋神宗想给日益年迈的太皇太后不一样的华彩隆重，指示有司准备拨出专项资金购买四千盏宫灯。当时制作精美、花样翻新的宫灯称作“浙灯”，主要出自浙江杭州的工匠之手，按以前惯例，这些工匠往往早在年前数月就拖家带口带着原材料赶到京城，租住场地制作出售。
“名牌产品”成本高昂，价格自然不菲，宋神宗花不起这个钱，又不愿改变计划，于是指示开封府，一是将浙灯的价格对半砍，二是为了保证数量，不允许私自出售。毫无疑问，宋神宗的这一举措不符合“市场经济”，完全是在耍流氓，如果真这样做，那么这些原本准备抓住商机狠赚一笔的浙江工匠很可能因此血本无归倾家荡产。
怎么办？圣旨不可违，皇帝的金口一开，谁敢忤逆？
苏轼敢。灯下的苏轼奋笔疾书，转眼间一篇《谏买浙灯状》呈现在宋神宗的御案上。
当然苏轼很会说话，先是把宋神宗的孝心大大褒奖一番，看得宋神宗心里无比熨帖，继而又替浙江工匠叫苦，指出官府如果硬要这么做，那些浙江工匠一定会因此一键返贫，这绝对不是爱民如子的皇帝想看到的，最后又提出解决方案：提倡节俭是大宋的美德，奢靡浪费不是您的初心，不妨将耗费资财的娱乐减免一些，太皇太后知道了陛下的心意，又看到陛下从善如流，心中一定更加高兴。
苏轼的运气不错，宋神宗也不是糊涂皇帝，结局皆大欢喜。
元宵灯会渐渐地从宗教崇拜转型为世俗狂欢，在元宵灯会“山灯凡数千百种，金炉脑麝如祥云，五色荧煌炫转”的朦胧灯影中，无数青年男女以赏灯为名“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词坛大家辛弃疾有一首《青玉案·元夕》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场景，那是多么快乐的一夜啊——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