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吉木兀
在传统历史学的宏大殿堂外，始终存在着另一条幽深的小径。这条小径的入口，并非汗牛充栋的官方档案，而是散落于民间的故纸、泛黄的照片、冰冷的石拓与不起眼的徽章。周荣先，这位深谙此道的嘉兴知名收藏家、地方文史学者、嘉兴电视台鉴宝专家，以其平生所珍藏的物品为舟楫，以浓浓的爱乡之情为罗盘，欣然驶入嘉兴地方记忆这迷人而深邃的港湾，一部独特的文史随笔——《荣先文史笔记》便应运而生。
2025年9月，《荣先文史笔记》由吴越电子音像出版公司出版。这部以收藏为主线，以嘉兴地域文化为核心的图文并茂的书，正是这样一次充满匠心与深情的航行。它避开了一般历史文化类书籍那种纲举目张的体系性叙述，转而选择以周荣先个人收藏的无数“碎片”作为叙事的基本单元，通过严谨的考据与温情的笔触，将它们黏合、拼缀成一幅幅生动的地方历史剖面图。可以说，《荣先文史笔记》最根本的贡献，在于他穷数十年的收藏经历，实践并印证了“以物质文化为基点，以微观实证为方法，以情感认同为归旨”的地方文史书写方法，历史、文化在这本书中不再是一种抽象的结论，而是可触、可感、可考、可思的具象存在。
物证：作为历史叙事元语言的收藏
作者的写作，无一不是从一件具体的藏品开始——一张1955年的“茧训班”合影、一张1937年的日军风光明信片、一纸1938年的日伪捐税收据、一册民国医师公会年刊、一张“嘉丝联”的梅花牌商标、一片明清的青花瓷碗底……这些物件绝非文字的附庸或点缀，而是叙事的发端、证据的核心与意义的终点，它们像一颗颗投入时间深潭的石子，也是历史本身的第一讲述者。周荣先仿佛一位冷静而专注的物证法官，让每一件藏品走上“证人席”，陈述它们所亲历的时代，从而使历史呈现出一种扎实的“物质性”与“现场感”。
首先，藏品作为历史关键节点的权威证物，其说服力超越了单纯的文字描述。在记述嘉兴抗战岁月时，作者并未泛泛而谈日军暴行，而是出示了两件核心物证：一张日军于1937年侵占嘉兴后发行的“中支风光战迹”明信片，以及一张“日伪嘉兴自治会塘汇分会”征收月份捐税的收据。明信片上，嘉兴驿、南湖烟雨楼等标志性景观被侵略者作为战利品炫耀式地定格；而那张数额为“玖角”的捐税收据，则冰冷地揭示了占领机制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盘剥。作者敏锐地指出，这些当年用于宣传与控制的有意为之的产物，在历史的后视镜中，已彻底逆转为“日本侵华罪证”和“日本盘剥中国苦难老百姓”的无声铁证。从“宣传品”到“罪证”的功能逆转，正是通过物的客观存在与作者的重新阐释完成的。
其次，藏品作为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精细切片，揭示了宏观政策在地方社会肌理上留下的具体印记。一张背面写满人名的“省第一期茧训班嘉兴县全体同学留念”照片（1955年），其价值远不止于影像本身。作者由此切入，考证出“合作社”在当时特指“供销合作社”的下伸机构，进而勾勒出新中国成立初期，蚕茧行业从私营茧行林立到由国家委托供销社“代购包烘”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同样，数张“嘉禾县”不动产证书，实证了辛亥革命后嘉兴废府存县、短暂改称“嘉禾”（1912-1914），又因与湖南嘉禾县名重复而恢复原称的插曲。
最后，藏品作为雅俗文化流转与社会生活百态的载体，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丰满的地方文化生态圈。书中，雅文化与俗文化通过不同的“物”得到平等而精彩的呈现。比如一方面有《明敕封文林郎大理寺左寺左平事学山钟公暨配敕赠孺人颜氏合葬墓志铭》这样的金石拓片，其考据牵连出明代收藏巨擘项元汴的家族姻亲网络，关乎项圣谟等书画大家的血缘谱系，这是属于士绅阶层的雅文化传承。另一方面，也有“谈谈嘉兴民间收藏明清青花瓷片的故事”，娓娓道来普通百姓在河滩、工地捡拾“碗盏爿”的乐趣，以及瓷片收藏市场从冷清到火热的变迁，这完全是民间自发的生活趣味与商业行为。此外，从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的《增订中国旅行指南》，到民国时期铁路局印行的《嘉兴导游》，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宣传卡，这些跨越百年的“旅行导游资料”的收集，则系统性地展示了嘉兴这座城市被外部世界观看、叙述与定位的视角流变，构成了地方形象传播史的一部分。这些看似零散的物证，在作者的精心编排下，雅俗共鉴，内外交织，生动地诠释了嘉兴文化的多元性与开放性。
视角的融合：收藏家、考据者与乡土之子的三重凝视
《荣先文史笔记》独特韵味与深厚力量的源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周荣先本人多重身份的交织与融合。他集田野发现者、文献解码者与文化遗产守护者于一身，其笔下的文字因而兼具发现的惊喜、学术的严谨与情感的温度。
作为行走于市场与民间的“发现者”，他的叙事充满了偶然性与现场感，书中大量篇章以“笔者收藏有……”“手头有一张老照片”“几年前在嘉兴月河古玩市场收集到……”这样的句式开场。如那批至关重要的“中国丝业公司”民国文档（共32页），是其在收藏过程中偶然得之；水利专家汪胡桢《治理北淝河碑拓》，是2005年在南门古玩市场遇见，当时虽觉价昂，但因恐珍品流失而毅然购藏；甚至连上文述及的关联项元汴家族的重要墓志铭信息，也始于藏友王新龙先生从高铁站附近农民处购得碑石后的一通请教电话。这种叙事，坦诚地揭示了历史遗存如何在民间悄然流转、幸存，又如何因有心人的慧眼与执着而重见天日的过程。作者的收藏活动本身，已成为地方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生态链中一个活跃而关键的环节。
作为埋首故纸与实物之间的“考据者”，周荣先展现了严谨的态度。他对每一件藏品的释读都不满足于浅尝辄止，而是力求追根溯源，在文献与实物间建立确凿的互证关系。面对“茧训班”照片，他不仅辨识人物，更查考《丝绸》杂志等文献，梳理出嘉兴机器缫丝业自1921年“浙江制丝一厂”创立，至1936年八家丝厂并立的兴衰史，以及抗战前后茧行数量的剧烈波动；在《项元汴姻老太翁槜李钟学山墓志铭考》一文中，他比对墓志铭文、清代文集《已畦集》以及地方志《濮院志》，层层推理，最终确证了钟学山乃书画大家项圣谟曾外祖父这一重要血缘关系；而在钩沉明代抗倭历史时，他不仅引用历代《嘉兴府志》《秀水县志》的记载，更借助吴藕汀《藕汀诗话》中的诗作与笔记，并佐以自己收藏的民国《图画时报》上吴江平望“吞海楼”敌楼的老照片，力图复活“镇海楼”等明代御倭敌台的宏伟形制与历史使命。这种将实物、方志、诗文、报刊熔于一炉的考据方法，使随笔脱离了文人轶事的随意性，具备了扎实可信的根基。
浸润于字里行间，最为动人的，是作者作为嘉兴本土“乡土之子”的深切文化情怀与传承使命感。这种情怀，体现为对地方先贤毫无保留的敬仰与追慕。他用大量笔墨书写了清代温病学家王孟英在瘟疫肆虐时的济世仁心，现代水利泰斗汪胡桢“治理北淝河”的科学功绩，以及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邀请知名学者，从而奠定清华基业的卓绝贡献。这种情怀，更体现为对逝去风物与生活方式的无限怅惘与忠实记录。在《朱稻孙与泰石桥爱石园》中，他痛惜于先祖所建、承载着与朱彝尊之孙朱稻孙赠石佳话的“爱石园”早已影迹无存，园记刻石竟沦为豆腐店街沿石而后不知所踪。在追溯“嘉丝联”百年浮沉时，笔端既有对这家曾为“嘉兴五大厂”之一的国营大厂往昔辉煌与国家出口创汇贡献的自豪，也流露出对该厂在市场经济转型中最终被收购命运的深沉感慨与沉思。正是这份植根于血脉的乡土之爱，赋予了静态的藏品以温暖的体温，使零散的物证汇聚成一条奔涌不息的地方文化认同与集体情感之河。
图景的生成：管窥嘉兴的近现代史
《荣先文史笔记》以“物”与“视角”为经纬，无形中绘制了一幅漫长而细腻的嘉兴近现代“生活史”的全景图。这些图景是多维的、流动的，充满了创伤与韧性、传统与现代的交响，在多个层面上共振回响。
它是一部深重的创伤与抵抗史。近代嘉兴的集体记忆，无法绕开日军侵华带来的深创巨痛。该书不仅记录了“城内房舍被毁十分之四，死伤，难民数以千计”的物质毁灭，更揭示了日寇在经济上对蚕种场、丝厂、水电、交通的全面管控，在文化上推行日语教育的奴化企图。然而，与创伤记忆并存的，是绵长的抵抗精神。作者特意从明代历史中打捞起“王江泾大捷”“沈庄大捷”的抗倭荣光，并钩沉出吴江平望“吞海楼”的敌楼照片，引用当年报载之语——“可以纪念昔日国人拒日精神”，巧妙地将历史长河中的抵抗血脉贯通起来，彰显了地方精神中的不屈韧性。
它是一部细致的产业演进与生活变迁史。从“日出万匹，衣被天下”的传统家庭蚕丝经济，到近代裕嘉、厚生、福兴等机器丝厂的兴起，再到“中丝一厂”“永红丝厂”直至“嘉丝联”的国营时代辉煌与市场经济转型，嘉兴的百年经济命脉在书中清晰可辨。甚至连“嘉兴市第一代出租车司机相聚公园路留念”彩色照片（2011年）及详尽的人名记录，也被作者敏锐地捕捉，成为观察改革开放后城市交通与服务业发展的一个生动切面。从蚕茧到出租车，这条线索勾勒的正是地方社会从传统农耕手工业向现代工商业、服务业演进的生活史轨迹。
它更是一部文化流动、交融与精英辈出的历史。如曹子实从嘉兴孤儿到被传教士携往美国，其子曹云祥负笈哈佛耶鲁、归国执掌清华的传奇，展示了嘉兴人走向世界的惊人跨越；汪胡桢的治水功业主要不在家乡，而在淮河、北淝河，其专业贡献属于整个国家；而作者那些庞杂的“旅行指南”收藏，则不断提醒读者，嘉兴始终是被置于沪杭乃至全国的视野中的。这座城市，在作者的笔下，绝非偏安一隅的文化孤岛，而是不断吸纳、输出，与更广阔文明进程紧密互动的开放节点。书中对蒋志新、葛敬中等地方专业精英的记载，以及对无数无名茧站职工、丝厂工人、出租车司机群体的关注，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劳动者的丰满群像。
分散的藏品蝶变为满天的星辰：私人收藏作为公共史学的一种可能
《荣先文史笔记》的出版，其意义其实超过对一城一地之事的记录。在历史记忆日益标准化、扁平化，而地方性知识在全球化与城市化浪潮中急速流失的当下，作者以其执着而坚定的方式，最终完成的是一项“为逝去的故乡招魂”的工程。在疾驰的城市化与现代化浪潮中，无数的地方性记忆、生活细节与传统脉络正在飞速消逝。而本书却恰恰以最传统最固执的方式——通过收集、保存、解读那些即将湮灭的物质碎片——来对抗这种遗忘。它证明，历史书也可以源自民间私藏的微观实证，历史叙述的动人性，也可以复原个体生命与日常物件在时代洪流中的具体际遇。
作者也提供了一种具有启发性乃至可操作性的文史书写模式，即从物质文化的具体入口切入，以文献考据为筋骨，以深切的本土关怀为灵魂。这告诉我们，历史的深邃与真实，往往蕴藏在一张票据的骑缝章里、一幅照片的背影题字中、一块碑拓的漫漶笔画间。历史不仅可以书写在典册中，更镌刻在一砖一瓦、一纸一照之上，而历史的讲述者，不仅可以是在书斋中的学者，也可以是深耕于田野与市场的有心人。
《荣先文史笔记》是收藏家周荣先以其大半辈子的心血而撰就的“微观史诗”，为读者搭建了一座通往过往的桥梁。这座桥梁或许由看似零散的木板（藏品）搭建而成，却因其每一块木板都经过精心打磨并浸润着深切的乡愁，而变得异常稳固与感人。在记忆日益成为稀缺资源的时代，这种以物寄情、以考据存真的努力，不仅是对过去的深情回眸，更是对未来的一份郑重的文化托付。（《荣先文史笔记》/周荣先著/吴越电子音像出版公司/定价：8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