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黄国华
吴旭著《汪胡桢与佛子岭水库》一书，2024年10月底由河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认识吴旭老师多年，缘于共同研究汪胡桢。
吴旭，长期在淮河水利委员会工作，他说，“从研究治理淮河开始，到了解佛子岭水库，从佛子岭研究到汪胡桢其人，被汪胡桢事迹所打动折服，多次来嘉兴汪胡桢故居，也从此爱上嘉兴这座有文化的城市。”
“记住那些对社会进步有益的事件，更要让社会铭记那些为此做出贡献的人”——这是该书扉页所印的一行字，透露出作者的殷殷之情。作者矢志不渝，付出大量心血，历四载艰辛而成此书，以献给佛子岭水库建成七十周年。《汪胡桢与佛子岭水库》，全书共二十八章，四十余万字，收录了近四百张图片，内容丰富，如汪胡桢先生的治淮经验总结等，史料珍贵，全书既有工程纪实方面内容，通过档案重现的历史的横断面，也深挖汪胡桢严谨的科学精神，进行“文化采集”。书中，水库建设的史实与人文史料相辅相成，作者笔下充分展现了以汪胡桢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的风范，使《汪胡桢与佛子岭水库》一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这是一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好书。正因为如此，新书发行后，新华网在第一时间进行介绍，五天浏览量就超一百万。学习强国、新时代治水社科院等多家平台、报纸、杂志，连续进行了相关报道。
《汪胡桢与佛子岭水库》还通过史料图片和史料文字，包括汪胡桢及当时人的一些回忆，充分展示了传主的风采和感人的品格。但我深深感到，这本书不但是一部史书，讲述一个人和一座水库的故事，通过这“一人一物”，翔实介绍了新中国治淮与佛子岭水库建成的经过；同时也是一部弘扬爱国精神之书，作者深情讲述了汪胡桢为中国水利事业坚强奋斗、拼搏奉献的动人故事，充分彰显了一位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以及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两件大事，一是抗美援朝，二是治理淮河。在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下，我国投入上百万人民群众参与治淮的这场水利工程，其规模之大在中国水利史上亘古未有，是载入史册的壮举。在新中国刚成立两个月不久，即1949年12月23日，由周恩来总理签发任命通知书，任命汪胡桢为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副局长。汪胡桢上任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与钱正英等人共同制订了《治淮方略》，《汪胡桢与佛子岭水库》中即附有一张《治淮主要工程示意图》，标注出在淮河上游确定兴建十八座大型山谷水库和七座大型水闸，这治淮蓝图是何等宏伟，需要多大魄力和远见啊。《治淮方略》向周总理汇报后，很快得到了政务院批准。
读《汪胡桢与佛子岭水库》，我还看到一个中国科学家立志报国勇于担当与创新的精神。为了节省国家资金和建筑材料，汪胡桢多次对佛子岭水库的坝体技术结构深入思考，毅然决定选择钢筋混凝土连拱坝，来显示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这一技术方案的决定，对比建重力坝，只需要其五分之一的建筑材料。在西方技术封锁情况下，要建长540米、高74.4米这样一座大型连拱大坝，国内没有先例。在既没有资料可参考，也没有设备可使用的情况下，完全是白手起家。有人担心说：“汪某不要头颅了，这样巨大的工程怎能在解放战争刚完成不久时进行？”但在佛子岭水库开工之际，汪胡桢却立下誓言，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我们决不可向困难低头，遇见困难，需要拿出勇气和智慧来和它斗争！”
当年，作为治淮委员会工程部部长，汪胡桢主动请缨担任佛子岭水库指挥，为建佛子岭水库，在地质勘探、水文整理、图纸设计、施工进场、平面布置、施工流程、工程规范以及工地夜校等等方面，均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呕心沥血，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依靠群众的智慧，克服一个个困难，创造了无数奇迹，被誉为“佛子岭精神”。通过书中一个个感人场面，我也看到他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在佛子岭水库建成之时，汪胡桢满怀感慨地在记事本上写下：“只有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发挥人民的劳动和智慧，才有佛子岭水库的成功。”
汪胡桢先生是中国水利事业的开拓者，六十多年水利生涯、传奇经历铸成了其辉煌成就。吴旭总结认为，“汪胡桢作为水利工程方面的科学家，他的身上完美体现了科学家精神的实质内涵。”也正如水利部原部长钱正英评价汪胡桢那样，“他既是一位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家，又是一位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学习、不断进取和无私无畏的科学家，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光辉榜样。”
读罢《汪胡桢与佛子岭水库》，我感慨万千，不但是水利建设，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都需要更多像汪胡桢这样大师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