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摘】
N龚斌
“都是语言竞技，清谈的快乐与抬杠的快乐有何不同？——清谈的快乐来自学问的进阶而心生愉悦。”以时间为轴，以近两百位魏晋名士为线索，重新界定清谈内涵，全景呈现属于魏晋清谈的两百多年壮阔历史的著作《魏晋清谈史》最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龚斌从《世说新语》《晋书》等史书、笔记中钩沉，畅谈嵇康、王羲之、谢安等魏晋名士的清谈事迹，全面回答了魏晋清谈谈什么、怎么谈、在哪里谈、与谁谈等问题，覆盖玄谈、雅谈、美论、正论、人物评论和佛教清谈等方方面面。全书生动展现了魏晋清谈的鲜活场景，拓展了魏晋清谈的研究空间，折射与之相关的思潮、政局、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力求详尽地还原清谈的盛况。
洛水戏、解禊与清谈：魏晋时期洛阳人的快乐=春天+祈福+学术交流
《竹林七贤论》说，“王济诸人尝至洛水解禊事”。可知王济诸人至洛水，非特地为清谈。《世说·言语》写成“诸名士共至洛水戏”。戏，游戏、游览。可是王衍所答，皆是清谈。因之有人就把“洛水戏”与清谈画了等号，例如钱穆就看作是“时人以谈作戏”进而说诸名士的清谈是“互骋才锋”的一种风致的显示，仅是日常人生中的一种“游戏”而已。这种看法，可取的成分虽有却小，譬如“互骋才锋”；而大部分是不可取的，因为魏晋清谈的根本价值，是研核义理的学术活动，并非仅仅是“游戏”。
单以这次洛滨清谈来说，裴頠善谈名理，张华论《史》《汉》，王戎说延陵、子房，涉及形名学研究、史学名著及古代贤人的评价，相当于今天专门的学术演讲，学术价值显而易见，岂可轻描淡写地说这仅是日常人生的一种游戏？清谈者自然会“各标风致，互骋才锋”，但绝不是无意义地标榜风流与才华，而是表现学问与识见。
若问：清谈有乐趣吗？当然有。譬如卫瓘听了乐广清谈，感叹说，何晏等人既没之后，微言将绝，如今得以复闻。他的语气是欣慰的，快乐的。这种快乐，与来自嘲戏和调笑的快乐是有区别的。后者例如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嘲戏的快乐，纯粹是语言的游戏，绝大多数言不及义。清谈的快乐，则来自学问的进阶而心生愉悦。作为谈者，事先经过研寻，辩论时，犹如披坚执锐。若对手拱手认输之时，执戟四顾，若不可一世者，内心自然是快乐的。作为旁听者，惊叹理论的殿堂何其幽深玄妙，理障清除，豁然开朗，也不觉手舞足蹈。
故清谈的快乐是理性的，与排调、嘲戏等语言游戏的快乐，二者不可混而一谈。当代《世说》研究者杨勇，或许受钱穆的影响，以为“清谈即简称为‘戏’矣”，又举《世说》中“戏”字者，一概说成是清谈。这是非常不妥的。如果从《竹林七贤论》所记，王济诸人尝至洛水解禊事，则不存在“洛水戏”，也就避免了“洛水戏”就是清谈的误解。解禊原来是一种祈求吉祥的仪式，后来成为古老的习俗。在三月上巳日临水，祓除不祥，称为“解禊”或“祓禊”。农历三月三日，中国北方正是暮春季节。洛水汤汤，水边柳条低拂，两岸莺飞草长。这天在洛水解禊，是洛阳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晋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侧。”（《晋书》）那是全民的狂欢，连庶民一时间也把贫贱的苦恼放在一边，满怀希望地捧起洛水，洗去命运上的晦气不祥。真正风光的当然是一群名士，轻裘肥马，随从如云。
王济等诸名士解禊洛川，并非至洛水专门为清谈。然诸名士赏玩良辰美景之余，有人倡导清谈自是情理中事。何况，王济、裴頠、张华、王衍、王戎等人，都是当世有名的清谈家。解禊仪式既毕，遂清谈不已。
啖名客与利齿儿：为名誉而战，引领学术潮流
“啖名客”一词来自 《世说·排调》：“简文在殿上行，右军与孙兴公在后。右军指简文语孙曰：‘此啖名客。’简文顾曰：‘天下自有利齿儿。’”
使人感觉有趣味的是“啖名客”为比喻，喻好名、贪名之人。名虽无形，亦可啖也。《魏志·卢毓传》说：“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可见，魏晋时期自有“啖名”之说。名既可啖，有人齿钝，不善争名；有人齿利，善于得名。然则“利齿儿”何指？当指口辩伶俐，以善谈论而获取名誉之高手也。清谈的历史证明，“啖名客”往往是“利齿儿”，“利齿儿”最易成就“啖名客”。“啖名客”“利齿儿”两者密不可分，共同推进清谈的发展。
自汉末谈论风气流行之后，“啖名客”“利齿儿”从来就是引领学术潮流的人物。从人之才性而言，人有辩讷之异。言论便捷的“利齿儿”，往往更占优势，自然也就更易得名。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就汉末名士而论，边让、郭太、谢甄等人，皆是能言善辩的“利齿儿”。这些人虽未必个个都想“啖名”，但社会评价以善谈论者为优，结果必然名亦随之。
魏晋清谈承汉末遗风，义理精微且口辩无碍者，往往大获时誉。著名者如何晏、王弼、钟会、乐广、王衍、卫玠、殷浩之流，无不如此。他们不一定都是“啖名客”，却无一不是“利齿儿”，以精微的玄理，一流的辩才，在魏晋清谈史上享有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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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右军劝阻支遁欲与殷浩研讨佛经的故事，是理解清谈与“啖名客”关系的极佳资料。首先，王羲之爱名心最重，以为殷浩义理精微，他不解的问题，你支遁也未必能通。即使你能通，殷浩信服，你的名声也不会增高。假若自己也疏略，与经义不合，便会丧失十年道分，故不可往。可见，王羲之劝阻支遁的出发点，就是保住名声。在他的观念中，只有增益名声的清谈才有意义：若有损名声，则不必谈论。如此一来，名声比寻求义理更重要。想不到潇洒出尘的王右军，在清谈群中是个眼中唯见名声的“啖名客”。其次，支遁居然听从羲之的劝阻，失去了同殷浩切磋经义的好机会，说明他也是“啖名客”。明人钟惺评点说：“拨动和尚名根。”作为名冠当世的高僧，支遁自然懂得佛经“诸法皆空”的根本义理。名，虚幻不真如浮云泡沫。他认同一切皆空，可在现实世界里，竟然顾惜名声如此！可见，高僧有时也是“啖名客”，反过来也再次证明“啖名客”确实是清谈盛行的重要推手。
魏晋清谈能前后流行二百年，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清谈往往能作为名士的漂亮招牌，善谈论者能获致大名。故不妨这样认为：正是“啖名客”“利齿儿”，推动玄学与清谈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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