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书事
N王立
古有治水英雄大禹，奔走于山川，疏九河，导百川，栉风沐雨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成大业，鼎定九州。今有嘉兴先贤汪胡桢，转战大江南北，治理水患，教书育人，“卅年不饮鸳湖水”，成为一代杰出水工。
汪胡桢曾经深情地说道：“我最大夙愿，就是让祖国四个现代化早日实现，让祖国的科学大坝早日实现。这一天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是，如果我能化为一块石子、一把泥土，筑进科学大坝，我在黄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和自豪。”在这个草木盎然的春天里，读罢黄国华的《汪胡桢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我感受最深的是汪胡桢强烈的家国情怀。
黄国华是汪胡桢的表侄，退休后入迷地方文史，且研习书法。二十多年间，他搜集了有关汪胡桢的各种资料，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写作，完成了这部传记作品。全书九章二十余万字，全面展现了汪胡桢这位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的生平与事迹。
出生于嘉兴城南的汪胡桢，从晚清至民国，求学攻读，文理皆优。他在学业选择时，最终以“水利救国”为志向，无论是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还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他都焚膏继晷，潜心研读。汪胡桢学成归来后，从此投身于中国的水利事业。
黄国华以史料为依据，通过简明的语言，朴素的笔墨，令人信服地勾画出汪胡桢其人其事。其中的许多轶事，我是第一次知道，因而倍感新鲜。如现在司空见惯的“水库”这个名词，就是汪胡桢在河海学校的课堂上根据“reservoir”这个英语单词翻译而成的，而中国古代对于具有蓄水功能的库池，以陂、塘、池等词来表述，直到汪胡桢译出了“水库”之后，沿用至今，并将一直会存在下去。我想，这是汪胡桢与水的神秘缘分所激发出来的创造力。他在汪家花园设计建筑的“湖滨小筑”，前后两排平房，中由房廊贯通，呈“工”字形格局，表明自己“时刻不忘做一个称职的水工”。
然而，在二十世纪初的乱世，汪胡桢空有治理黄淮水患的抱负，南北奔波，壮志难酬。只有到了1949年以后，他的一腔才华才有了充分发挥的广阔天地。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水利专家的汪胡桢主持编制了《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并担任佛子岭水库建设的总指挥，他以深厚的学养、超人的胆识，采用连拱坝为水库大坝——这是中国，也是亚洲首座连拱坝。经过三年多时间的施工建设，大别山北麓的佛子岭水库终于建成，雄伟的连拱坝横跨在淠河两岸，肆虐千年的淮河水害转变为水利。这是我国第一个现代化重大水利水电建设项目，成为治淮工程中的一座丰碑。与此同时，汪胡桢兼任梅山水库指挥，主持设计的梅山水库连拱坝，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一座连拱坝。因此，汪胡桢获得了“中国连拱坝之父”的美誉。1956年1月，汪胡桢与李鹗鼎被任命为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总工程师，投入到治理黄河的工作中。那时年已花甲的汪胡桢，深入施工现场，细致研究，精心设计，一如既往地体现出一位水利专家高度的事业心与责任感。直到1960年，汪胡桢奉调赴京，出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培养专业人才。嘉兴籍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主持中国水利电力工作的老领导钱正英这样赞扬同乡俊杰汪胡桢，“作为一位中国水利事业的开拓者，他背负着中华民族的忧患，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弟子，修建了一座又一座的水利工程，留下了一部又一部的科学著作。”
在《汪胡桢传》中，黄国华还完整梳理了汪胡桢服务桑梓的往事，如他青年时期参与嘉兴拆城筑路工作、编写民国《嘉兴新志》、主持开浚新开河等。晚年的汪胡桢，犹情系家乡，遗愿是把骨灰撒在南湖中。
正如作者所写的，汪胡桢的一生，“用其大勇大谋化作一石一沙，筑进祖国雄伟的水利大坝；用其大智大慧化作一书一卷，融进祖国丰富的科技宝库！”合上书卷，意犹未尽，心中对这位家乡的科学家充满了深深的敬意！（《汪胡桢传》/嘉兴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黄国华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定价：6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