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江亭
从“景武霸业”到“昭宣中兴”，大汉帝国如何开启最低调的繁华盛世？从“武周之治”到“开元盛世”，哪些制度变革将大唐王朝推向文化巅峰？从“洪武之治”到“成化新风”，朱元璋的治吏之术如何将大明帝国推向更广阔的天地……
汉唐明的盛世承载着中华民族辉煌的文化记忆，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中国帝制时期的治乱得失，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也让人们理解中华文明传承不息的文明动因。天喜文化策划、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帝制与盛世：汉唐明的时代，公元1500年之前》是“李晓鹏说中华史”系列丛书之一，该系列以中国古代历史为论述核心，运用经济学框架和数据分析的方法分析历朝盛衰的原因，以此来揭示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规律。该书为这个系列的第一册，聚焦公元1500年之前的中国古代历史，主要讲述汉、唐、明三个朝代的盛世之治，重点分析了“景武之治”“武周革命”“洪武之治”的发生背景和历史原因，并回顾了汉朝、唐朝和明朝在立国初期的吏治政策和制度建设，与中国其他朝代进行对比分析，总结了吏治建设的实践经验和重要历史意义。
李晓鹏，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著有《城市战略家》等作品，擅长从经济和战略的视角探究历史问题。《帝制与盛世：汉唐明的时代，公元1500年之前》共分八章。第一、二章回顾了自秦至元的历史进程，汉初为何在分封制与郡县制间摇摆不定，唐朝为何将酷吏政治与科举取士并举，亲王统兵、文官调兵、武将练兵、内阁行政、厂卫监察，明初的制度设计为何如此复杂，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博弈与考量？后任皇帝又将如何调整，出于怎样的考虑，又会将帝国带往何方？作者从制度流变的角度，探索盛世缔造的根本原因，总结历朝盛世的治乱得失。归纳了历朝历代更迭的不同原因，指出制度建设对王朝兴盛的重要意义；第三至第七章将重心放在史料丰富的明朝历史，分别探讨明初九朝君臣的施政得失：朱元璋是在反腐倡廉还是诛杀功臣，东厂是特务机构还是监察机构，文官盛赞的明孝宗皇帝是否真的堪比汉文帝和宋仁宗？作者以此探究中华文明历朝盛世的治乱得失，兼论历朝盛世开创的施政经验，将明初九帝与中国历史上缔造盛世的其他帝王加以对比，清晰展现了盛世开创的制度基础，以及君臣在治理上的博弈；第八章总结了汉、唐、明走向盛世的原因，提出了“儒家圣君”和“雄猜之主”的概念。作者指出，治国就是治吏，而盛世之前，必有雄主，只有对官僚体系积极进行治理，才能将其打造为一柄高效治国的利剑。有了这柄利剑，盛世的开启便水到渠成。
“制度的破旧立新、机构的创新设置、困境的有效应对……”盛世的缔造不在一朝一夕，不是天命和气数，而是创业之初的革新与决然。作者指出，盛世的缔造在于制度的优化和变革，如汉帝国的盛世源于景武二帝加强中央集团、打击豪强的内政方针，唐帝国的盛世源于科举制度对人才的公平选拔冲击了贵族在官僚系统内部的世袭传递，明帝国的盛世源于朱元璋对行政制度的创新和官僚体系的治理，让明朝避免面对宋朝“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李晓鹏充分运用其经济学视野和数据敏感性，深入史书中容易为人忽视的枯燥数据，重新审视当时的经济、军事、民生状况，数据真实，论据充分，探寻真实的治国效果，开启了这部全新视角的盛世启示录。（《帝制与盛世：汉唐明的时代，公元1500年之前》/李晓鹏著/天地出版社·天喜文化/定价：6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