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石康
16世纪末，经过张居正的改革，明朝一扫颓势，年轻的万历皇帝采取积极和颇见成效的边疆政策，延续了明朝的军事中兴。但是，未来的后金汗努尔哈赤征服女真各部，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在朝鲜，在宣祖李昖治下，内政荒疏，军备废弛。出身卑微的战国枭雄丰臣秀吉平定各方势力，渐次统一日本列岛，开始把目光投向大陆。1592年春，企图征服明朝的丰臣秀吉集结大军于名护屋城，下达了渡海侵略作战的命令，兵锋直指朝鲜。5月，日军登陆釜山，一路势如破竹，朝鲜君臣无力招架，紧急向明廷求援。一场持续六年、投入数十万将士的东亚大战由此拉开序幕。
军事史家石康的新书《龙头蛇尾：明代中国与第一次东亚大战，1592-1598》全景描绘万历皇帝与丰臣秀吉的史诗对决，生动还原扣人心弦的战斗场面，展现明、朝、日三国政治经济、军事技术、外交的全面竞争，揭示东亚朝贡体系的实际运作。该书近日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理想国出版。石康重视运用中方史料，关注战争动员、战略战术、军事技术、后勤补给和战场环境，分析内政、外交与军事的互动，对围城战、山地野战和海战等诸多战斗细节的描述扣人心弦，如忠州之战、玉浦海战、闲山岛海战、平壤大捷、鸣梁海战等等，立体地讲述了这场大战的来龙去脉。在他看来，万历援朝之役是近代东亚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场战争，不仅改变了当时三国的历史走向，也深深影响了今天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
山雨欲开·战争的前奏
第一次东亚大战造成的深远影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明朝大军驻扎朝鲜，一些明人甚至在大军撤离后留下来成家立业。17世纪30年代，明人利用朝鲜人对明朝来援的记忆，请求朝鲜协力抗满。1644年明亡后，朝鲜人在私人通信中仍奉明朝正朔，穿着明朝礼服，连派往清朝的贡使也不例外。清朝建国后，朝鲜人自诩为儒家文化的最后堡垒，借此提高了朝鲜的威望。朝鲜孝宗（1649-1659年在位）甚至梦想北伐清朝，为明复国。
中、日、朝三国一衣带水，文化亲近，彼此关系却经常由于互相缺乏了解和互不信任而受到损害。其中某些情绪甚至可追溯到三国之间更早的敌对行为，例如公元250年前后日本神功皇后发起的三韩征伐，以及隋唐时期的战争。日本人或许念念不忘1274年和1281年的两次蒙古袭来，当时有高丽军队和汉人军队协助蒙古人。此后，中日之间在贸易、倭寇和封贡等方面争执不断，因为洪武帝和永乐帝自命天朝上国，无法俯就室町幕府的愿望，室町幕府在1336-1392年南北朝结束后渴望与明朝通商并获得册封。不过，中日之间的官方贸易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中叶，民间贸易也持续到明朝实施海禁。尽管双方偶尔有冲突，日本和朝鲜之间的联系，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紧密。
甚至在1392年朝鲜王朝建立前，高丽就是明朝的忠诚藩属。朝鲜在明朝的朝贡等级体系中居于首位，朝鲜人且以此为傲。事实上，他们“认为，朝鲜与明朝的关系不仅是一种政治安排，而且意味着接纳朝鲜为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例如，17世纪朝鲜人写成的一部壬辰战争纪事的序言就感叹：“中韩自古为兄弟之邦，交通频繁，互相依倚，关系密切矣。”不过，这种关系显然有尊卑之分，朝鲜人常常被迫屈辱地向明朝进贡宦官、宫女和妃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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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关系中有一个重要的（也是西方学者忽视的）方面，就是两国之间的军事联盟。早在日本入侵前，明朝和朝鲜就已经在应对常见军事问题上互相帮助。蒙古人是双方共同的敌人，不过，由于明朝竭力经营辽东，蒙古的威胁在朝鲜王朝建立前已大体消散。更为持久的威胁来自女真部。明朝、朝鲜都力求维持边境安定，如此便需获得女真首领一定程度上的效忠。这些部落豪强则在明朝和朝鲜之间挑拨离间，宣誓效忠一方以获得加封和赏赐，并利用这种影响力向另一方邀赏。当然，明朝支配的资源是朝鲜难以企及的，所以，女真酋长大多投靠了明朝，充任卫所军官。尽管如此，女真部仍不断袭扰明朝和朝鲜的边镇。朝鲜通过设立四郡六镇，扩大对鸭绿江沿岸地区的正式控制。明军和朝鲜军协力，的确达到了削弱和分裂女真首领，且相当程度上保持边疆安定的效果。
双方的另一个共同敌人是海盗，海盗是贯穿近代早期东亚的普遍问题。袭扰朝鲜海岸的倭寇最早可追溯到414年的记载，13世纪倭寇活动更加频繁。在蒙古人征服中原和朝鲜之后，倭寇一度不太活跃，14世纪中叶又卷土重来。这一时期，元末起义动摇了元朝的统治，日本则陷入激烈的内战。室町幕府无力约束倭寇，倭寇蜂拥而至，袭掠半岛海岸，甚至攻击开城和平壤等城。倭寇袭扰也蔓延到中国，导致明初诸帝与室町幕府之间摩擦不断。明朝和朝鲜遣使日本，要求幕府约束倭寇。日本起初没有理睬这些请求，部分因为室町幕府自身也未能完全控制日本。明人加强了沿海地区的防御，后来永乐帝还采取了积极扩张政策。朝鲜人同样加强了防御，甚至进攻了对马岛上的倭寇巢穴。最终在1419年，明军在辽东沿海伏击并歼灭了一支庞大的倭寇船队。同年，朝鲜对对马岛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突袭。
这些战斗未能终结倭寇之患，但确实在一百多年中压制了倭寇的气焰。同时，朝鲜还授予倭寇首领或其庇护者（多是九州和对马沿海诸国的大名）官职和印绶，允许他们在朝鲜港口贸易。对马宗家，就是这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后在日本入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1443年签订的“嘉吉条约”（嘉吉是1441-1444年的日本年号），宗家负责审核所有前往朝鲜的船舶运载的货物和目的，这些船舶必须在对马岛的检查站停泊——任何没有宗家批文的船员都将被视为倭寇。作为交换，宗家每年可以派出50艘商船，可派遣其他船只执行特殊使命，可以获得朝鲜宫廷的大量补贴，可以对通过其检查站的船舶和货物征收税费。宗家由此变得富有，势力大增，朝鲜沿海的倭寇活动也相应减少了。
明朝和朝鲜都限制与日本的合法贸易。根据足利义满（1358-1408，他热情赞助艺术，喜好中国文化）与明朝达成的协议，明朝只许日本在港口城市宁波进行贸易。永乐帝还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这招致了一些民族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不满，却带来了必不可少的通商之利，以填补幕府空虚的国库。这项协议还允许日本在勘合制度下向明朝派遣使团，室町幕府垄断了贸易，双方通过核对勘合确保使团的合法性。作为对这些贸易特权的交换，足利义满承诺打击倭寇。
日本的贡物包括马、刀、甲胄、砚台、扇子、屏风和硫黄。明人则以银、铜钱、绸缎、玉石、珍珠、檀香、沉香木、精致的家具和古籍作为交换。中国的铜钱甚至成为日本本土的交易媒介。勘合贸易持续繁荣，直至15世纪50年代，此时两国内部的形势变得越来越不利。1523年，宁波发生了争贡之役，1548年，贸易正式中止。后来日本试图恢复勘合贸易，但遭到朝鲜的强烈反对而未果。这也成为16世纪90年代日本侵朝的一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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