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亮这张金招牌（上）　　纪念唐兰先生诞生123周年暨逝世45周年　　◎嘉兴名人　　N鲍志华　　唐兰，1901年1月9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鼠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府秀水县（今嘉兴市南湖区），曾取名张佩（ 唐兰曾名张佩，为时甚短，知者甚少。据考，唐兰在上小学之前曾用张佩之名，上小学时其父改其名为唐兰），又名唐佩兰、唐景兰，号立庵（立厂、立盦、立菴），早年在天津办报时曾用多种笔名在报刊发表文章（ 杨安《〈北洋画报〉中唐兰先生的笔名》，载《嘉兴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1979年1月11日，唐兰病逝于北京，享年79岁。　　唐先生在其论著《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序中写道：“庚子，甲骨初出……王氏（王懿荣）首次厚值得之，未几殉于义和拳之变。”他又写道，“甲骨之初发现岁为庚子，王氏既以其年卒，余又适以是年生，事之巧偶，有若是者。”寥寥数言，道出了唐先生一生与甲骨文的不解缘及唐先生出生前后的时代背景。　　唐先生一生著作颇丰，写下了数千万言的学术文章，堪称文山字海，我却很难从中寻觅到有关他自己早年足迹的文字。只在他的长篇“自序”中稍有涉及，给晚辈学人为他书写传记、年谱增添了难度。我只能凭其亲戚回忆并地方史料对其早年足迹进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甚为艰辛。　　故宫博物院研究院研究员杨安先生在其《苔岺之契，师生之谊：谈马衡与唐兰的交往》中写道，“已故的张忠培院长对我说，故宫只有两个专家，一是马衡，一是唐兰。当然这有一定的夸张。但是以旧学的标准衡量，确实很难有人能与二位先生媲美。”　　有著名学者曾言,在嘉兴一地，自清末以降，可以称得上学术大师者，沈曾植之后只有唐兰。按照现代学术分类，唐兰属于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金石学家。唐先生指出，虽然中国人对文字的研究远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已经开始，但两千多年来只是沿用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名称——“小学”，一直到清末章太炎等才把“小学”叫做“文字学”。唐先生说，“文字学是研究文字的科学，在一个中国人看来，这个名词是很恰当的。”唐先生又说，“因为中国的文字是特殊的，在一切进化的民族都用拼音文字的时期，她却独自应用一种本来含有义符的注音文字。”唐先生还说，“所以，这一种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特殊的学科，我们只有把它叫做中国文字学。”这就给中国文字学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地位，为中国这门特殊的学科正名。使文字学成为真正的科学，是唐先生一生追求的目标。　　唐先生学术成就巨大，涉及门类众多，以我的水平，只能作一般性的介绍，就介绍而言，也难以详尽和深刻。若深入研究唐先生在某一方面的学术成就，都可以写成一篇博士论文。从1932年在北大任教时起，唐先生实现了“文字学才有新的生命、新的出路”关键性的一步——他的扛鼎力作《古文字学导论》在北大问世。此书的问世，证明了唐先生在中国文字学研究领域中开始构建新的理论体系，确立了唐先生作为文字学这门全新学科的开拓者和创始人的地位。　　继《古文字学导论》之后，唐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出版了《中国文字学》。在这部书里，他不仅对文字学理论作了更深刻的阐述，为建立现代中国文字学作出了诸多的贡献。而且他还敢于说真话，做到“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人”“师古而不泥于古，尊师而不拘于师。”唐先生的这两部扛鼎力作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字学领域的领军地位。唐先生在金文、甲骨文方面的研究成就，以及早年对《说文解字》的探索和研究都已包含在《导论》《中国文字学》中，在我国学术界也已得到公认。　　唐先生以文字学成名，但他的学问博大精深，不仅为文字学所限。其治学出入经史子集四部，可以说是集传统国学于一身。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像唐先生这样学贯四部，著作等身的学者为数不多。更难能可贵的是，唐先生把国学的范围拓展至甲骨文、竹简、青铜器铭文等领域，使中国古文字学成为中国文字学领域的新成员。他把中国古文字的研究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创了我国考古学术和上古史研究的一条新路和新方法。他运用这种新方法，对整个西周青铜器做了全面的研究，搜集铭文近千篇，写出了《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等重要论着（《史征》是遗著，唐先生生前尚未完成，后由其子唐复年先生整理成书并出版）。他将西周有铭青铜器系以王世，“写出了一部新的比较详尽的西周史”。他对中国上古史有独特的见解，他晚年提出的大汶口文化已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论点，在国内外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中国史学，特别是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发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呈现出思潮错落、流派纷呈、诸家并起、众流竞进的多元格局。在多元并进的史学研究格局中，唐先生始终坚持以考古出土文物、古代典籍及我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有机结合研究上古史的辩证唯物史观，来进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且卓有成效。　　可是由于唐先生在1979年仙逝,“没有像于省吾（1896-1984）……等同辈学人一样，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依旧传道授业，晚有弟子传芬芳。目前唐先生的学术影响力有些模糊，对于其生平事迹一般也缺乏全面的了解……”（参见安徽省文联王灵均老师著（《茗饮南乡当有诗,笔耕北国未曾闲——读《独上高楼：唐兰新传》》刊于2023年11月23日嘉兴《南湖晚报》）我赞同王灵均老师的观点。尤其是时至今日，唐先生的子侄辈，震年、复年、豫年、益年、巽年等五人，除益年硕果仅存，但也已年迈体衰，患有足疾，行动不能自如，其余均已亡故。他们的眷属及后人对唐先生的“生平事迹一般也缺乏全面的了解”，唐先生的后人不知其详，外人更易模糊。因此，“擦亮这张金招牌”便是嘉兴的文史、文保等社会各界及唐先生后人共同的时代责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