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来根友
20世纪80年代，端午节过了不久，我兴致勃勃地去看一位书画界老前辈张振维先生（1924-1992），张老乃安吉人，师承黄宾虹、潘天寿。工诗书画，著有《拜虹庐诗词选》。张先生赴京参加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刚返禾，他风仪博雅，我从内心里视为师长。他似乎窥出我的来意，掀髯微笑，从书案上拿起几本大会交流的书籍及一些报刊，其中有《诗词》报数份，我一时大喜过望。马上猴急地浏览起来。那时还几乎没有什么当代的诗词类报刊，即使有一些零星印刷品，也属于内刊，只供内部交流，更不必说像广东《诗词》报那样的正规出版物了。
回思起1966年，我在云南昆明的新华书店见到了王力教授的大著《汉语诗律学》，我就开始自学诗词格律。诗学是块硬骨头，倘无良师引导，一时难以领悟其中奥秘。然当时是无处问学的。我无奈在黑暗中摸索，终于弄通诗律。又有幸获得“踏破铁鞋亦难觅”的珍本——经典书籍《诗话》，作者乃现代报业先驱邹韬奋先生之胞兄邹问轩，我才初步认知诗词创作的一般技巧。其时我还未到弱冠之年。但我知道，凡欲深度接触传统精英文化，若无名师在侧，恐怕无法破关。唐韩愈曾谓，“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讲究名家师门传承，像诗词、绘画、书法、音乐、曲艺、戏曲、武术、气功等等。
古代读书人六岁左右即开蒙启学，杜甫自谓“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而如今，不少人在退休后，满头白发之时才“咿咿呀呀”诵读李白的《将进酒》或杜甫的《登高》，与古人的年龄竟差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福寿短缺者，未及翻开《唐诗三百首》或《千家诗》，黄土就没到头颈了。一百年来，更出现了语体新诗，其中的徐志摩、戴望舒、艾青、昌耀、顾城、海子等等，堪称巨子，手中拥有人尽皆知的代表作，如《再别康桥》《雨巷》《大堰河——我的保姆》《一代人》等等，若无国学的滋养，欲取得语体新诗的卓尔成就，应很难想象。然而当下有些专门从事新诗的写作者，却对传统诗词不屑一顾，洵为咄咄怪事！语言的递进演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恰如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从远古滔滔而来，波高浪急，相互交融、前后连贯，假如无端拦腰截断，铁索锁江，“千寻铁锁沉江底”（刘禹锡句），无论如何，多少是有些唐突莽撞的，因为事实上也是根本截不断的。
回头来说，我对诗词的那种无比的狂热。有些诗友对此感到难以理解，善意劝我：“玩玩而已，何必当真？”其实我早在“豆蔻年华”即“束发读古诗”，而无端怀揣璀璨文学之梦，郑重地把它作为庄重彪炳的毕生事业来追求。不知不觉中，半个世纪有余的漫长的时光流逝，把我磨炼成诗词的资深读者、作者，由此终于找到人生宣泄的“出口”，居然一发而不可收。回首前尘，个人的诗词创作，似可分成几个阶段，即“知青吟”等为第一阶段重点内容；第二阶段以歌咏改革开放为主；第三阶段是如今暮年的“大而化之”——什么都得“插”一手，凡涉及真善美的，都有兴趣写一写。我自认迄今创作的数千首诗词之内蕴，恍似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隐约显出我漫长的坎坷生平，也正如文坛共识：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或多或少的自传。
“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时轮飞转，美人迟暮，我几乎把一辈子撂在诗词这块了，我的感悟也许微不足道：文学创作，以生活经历为首要，文学技巧为次；此乃成功的唯一路径。正缘于此，吾亦不免人云亦云：多多写作吧！（作者为市诗词楹联学会顾问、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