茗饮南乡当有诗，笔耕北国未曾闲（下）

　　◎文史琐谈

　　N王灵均

　　阅读《独上高楼：唐兰新传》这部传记，可以感受到唐兰先生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学者。这方面，他与其师王国维先生（1877-1927）的文化历程有着相似之处。王、唐二人早年都曾醉心于诗词创作，后来都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化、古文字学的研究。二人都是诗性精神和理性智慧兼胜的学人，他们的学术论著的笔端时常饱含着诗人的激情，浸润着江南名山秀水的灵性。同时，二人更具有鲜明的理论意识和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信仰追求。比如在古文字学的理论建构方面，王之《毛公鼎考释序》凿破鸿蒙，提出“文无古今，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能解之。《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以其哲学家的素养，为古文字学研究初步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后来唐之名著《古文字学导论》匡正时弊，系统地提出了研究古文字的四种方法：对照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和历史考证法。目前的古文字学研究，虽然在考释方法上有所增益，但仍没有跳出这四种方法的藩篱。《古文字学导论》是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古文字学理论的著作，在古文字学界有着深远影响。裘锡圭先生在《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中指出：“此书（《古文字学导论》）标志着现代意义的古文字学的建立。”当然，唐较之王，为人热情爽朗、天性达观，学术论著也更富有现代色彩。

　　记得何琳仪先生在世时评论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成就时曾慨叹，“天才不需要学历，把天才束缚在校园里，是扼杀天才。”结识国学大师王国维，对年轻的唐兰而言就像醍醐灌顶，激发出本自具足的不可思议的能量。自此之后，虽历经时代风云变幻，立厂先生终生师事静安先生，与王国维先生初见时“抵掌而谈，遂至竟日，归而狂喜，记于先生所赠《切韵》后叶，以为生平第一快事”（《王静安先生遗札题记》）的情形，唐先生没齿不忘。唐兰一生的治学，是继承并发扬光大了王国维的学术传统。他虽然没有在大学课堂聆听王国维先生的教诲，但在当年的“古文字学四少年”之中，以唐兰的学术成就为最高，这是学界的一般常识。2001年12月30日，古典诗词名家钱仲联教授（唐兰的无锡国专同学）到嘉兴参观“嘉兴历代名人展”时曾对嘉兴文化界朋友说：“唐兰是位学问家，嘉兴一地，沈曾植之后就是唐兰。唐兰在北方工作时曾寄给王蘧常一首律诗，我至今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毕竟王郎胜一筹，即今天壤更难求。予怀渺渺思千里，雨气昏昏通九州。长路片云剧忘暑，百书一面英相尤。黔中郑莫曾相望，到老吾侪未许收。’他写得真好，真情款款啊。”

　　1978年3月，年逾古稀的唐兰在赠答少年好友朱瘦竹的诗中回顾了两人的同窗之谊和自己数十年的生涯，并抒发了阅尽人间沧桑之后依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壮志，诗曰：“七十八年一瞬间，休嗟无术驻童颜。鸳湖放棹春常在，雀墓寻陶步未艰。茗饮南乡当有诗，笔耕北国未曾闲。平生险处看来惯，且说高峰尚可攀。”

　　可惜一代学人，天不假年，1979年1月11日，正当他奋笔疾书，以“华族终当迈现代，食芹常欲献区区”（唐兰《病榻默占》）的赤子情怀，撰写《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殷虚文字综述》（“文革”时期，唐兰约两百万字的学术手稿被抄没丢失）这两部最能代表他一生成就的学术巨著时，就溘然长逝，赍志以殁，著书未成身先死，长使后人泪满襟。惜哉，痛哉！

　　鲍志华先生怀有一种深沉的历史使命感，以同乡晚辈学人的身份，十余年如一日，为故宫学者唐兰立传。他本不是学界中人，但与唐兰先生的侄子唐巽年（1947-2010）是数十年相交相知的挚友，2005年，他承担了嘉兴市政协主编的《嘉兴文杰》（上下两册，包含茅盾、丰子恺、王国维、唐兰等十二位嘉兴籍文化名人传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中的唐兰传记的撰写工作，当时唐巽年还在世，对此予以了积极协助。2010年，鲍志华出版了单行本《故宫学者唐兰传》（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这是文化界的首部唐兰传记。2022年，鲍志华依据《唐兰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在故宫博物院杨安等学者的帮助之下，又出版了这部《独上高楼：唐兰新传》。十余年磨一剑，为故乡的前辈学者立传，其筚路蓝缕之功，嘉惠学林，不同凡响。

　　鲍志华坦言，“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绝没办法清楚确切地知道并且书写关于唐先生的一切。”故而关于唐先生业绩生平的研究工作，尚有值得开拓的空间。唐兰先生是国学大师，其学术精神和学术论著更是一笔宝贵遗产，晚辈学人应踵武前贤、继往开来，这才是对唐兰先生最好的尊重与怀念。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