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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5-16
星期六
当前报纸名称:南湖晚报

士人走向民间

日期: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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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11版:天籁阁       上一篇    下一篇

  清·冷枚《杨万里诗意图》(局部)

  【新书摘】

  N王瑞来

  “南宋时期的读书人金榜题名后,就能马上任官吗?士人在面对仕途升迁难的局面时,该何去何从?对宋元时期的读书人而言,宇宙的尽头还是‘编制’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士人走向民间》(副题: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是一部宋元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史学博士王瑞来以“宋元变革”为视角,从宋元之际士人精英的命运切入,比如通过对杨万里、周必大、黄公望、赵孟頫、管道升等人的命运展开分析,展现了他们金榜题名后不得不面对“千人竞渡”、仕途升迁艰难的局面。在这个背景下,许多科举及第的士人心态和职业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做官转为经商、教书、经营田产、出家等,流向开始多元化。

  《士人走向民间》案例鲜活,史料翔实,作者将宏观勾勒与个案考察结合,聚焦南宋至元的两百多年的历史变革,探索了明清地域社会、乡绅社会形成的基础,从大历史视野将唐宋变革与宋元变革上下连贯,勾勒中国社会由南宋历元、进入明清、走向近代的步履。

  南宋文坛大家杨万里:

  科举狭路上的幸运儿

  杨万里是南宋文坛四大家之一,名列《宋史·儒林传》,历仕高孝光宁四朝,孝宗称赞他有“仁者之勇”,光宗亲自为他题写“诚斋”匾额,庆元四年(1198),以通议大夫、宝文阁待制致仕,死后赠官为从二品的光禄大夫。南宋黄升所辑《花庵词选》评价杨万里“以道德风节照映一世,实为四朝寿俊”。

  杨万里本人,可以说是在科举这条狭路上冲杀出的为数不多的幸运者之一。审视他的狭路奔波,22岁乡举失败,24岁再试,方得取解,但在25岁应试礼部,又名落孙山。不屈不挠,27岁再获乡解,遂于28岁以并不年轻的年龄终得登第。其间颇历曲折,备尝艰辛。是年为绍兴二十四年(1154),此时南宋尽管立国未满三十年,但仕途已显拥挤。

  登第后,杨万里成为最低一级的选人左迪功郎,授以赣州司户参军。不过,由于僧多粥少,杨万里还不能立即赴任,待阙两年后,方携父母与家人赴任。32岁的杨万里在赣州司户参军任满,被授以零陵县丞,又经历一年多归乡待阙后,再次携父母与家人赴任。

  选人地位低下,几近于胥吏,所以,担任零陵县丞的杨万里在给施渊然的诗中这样写道:“我岂登名晚,今仍作吏卑。”虽已入官,但由于仅为地位低下之选人,所以自称为吏。这也是北宋以来的习惯说法。沈括就称自己的选人时期为“十年试吏”。杨万里赠诗的这个施渊然,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杨万里临时担任试官的湖南漕试中,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不过,从淳熙十二年(1185)杨万里的《淳熙荐士录》记载看,后来进士及第的施渊然,在选海中沉浮了二十余年,方由杨万里推荐脱离选海。

  在零陵县丞任上,杨万里一直做到37岁。在此期间,杨万里十分幸运的是,结识了因贬谪居于永州的名臣张浚和他的儿子理学家张栻,从而得以师事张浚。此后政治形势逆转,高宗禅让,孝宗即位,起用主战派张浚出任宰相。大概张浚动用了其宰相的权力,以堂除的方式,将零陵县丞任满赴调的门人杨万里改秩左宣教郎,任命为临安府府学教授。从此,杨万里得以脱出选海。

  在脱出选海之前,杨万里备尝选人的生活之清苦贫困。在零陵县丞任满后归乡筑室买田的杨万里,尽管在张浚推荐下脱出选海,但生活上还一时未能摆脱贫困。他在39岁丁父忧居家时,写下《悯旱》一诗,诗中描述了生活的贫困:“书生所向便四壁,卖浆逢寒步逢棘。还家浪作饱饭谋,买田三岁两无秋。一门手指百二十,万斛量不尽穷愁。小儿察我惨不乐,旋沽村酒聊相酌。更哦子美醉时歌,焉知饿死填沟壑。”

  科举考试的千人竞渡:

  古今罕见的高倍率竞争

  北宋开国,承袭隋唐,实行科举取士。不过,在太祖朝,由于取士的人数过少,科举还不能成为官僚的主要生产源。仁宗朝李淑就说过:“皇朝开宝以前,岁取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不过五十人。”这个数字与唐代科举每场取士人数相差无几。至太宗朝,伴随着宋朝江淮川广统一的完成,基于亟需各级管理人才的现实状况,宋朝政府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规模。其中的深层原因是,重文抑武的战略转变及笼络士人的政治策略的实施。此后的两宋300余年间,每科取士几乎都达数百人乃至上千人。如真宗景德二年(1005)一榜的正、特奏名进士、诸科便达3055人。两宋登科者,北宋约为61000人,南宋约为51000人。这些数字的总和,宋朝以前和以后的历朝科举登科人数都无法匹敌,士大夫政治的时代辉煌,实由科举制度肇基。

  科举规模的扩大与科举制度的公平机制,打破了往日的贵族政治垄断,不仅为朝廷输送了大量的精英,还促进了社会流动,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柯睿格分析了南宋初期《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后期的《宝祐四年登科录》,前者登科者中父祖二代中全无做官的占56.3%,后者三代不仕者则达57.9%。“取士不问家世”的政策实施,让从来与仕途无缘的普通百姓看到了希望。“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现实,让宋真宗的《劝学诗》成为人们真切的感受。这就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光荣与梦想,激励着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庶民与士人奔竞于科场。这在客观上也带动了全社会的向学与文化的繁荣。

  然而,科举造就了不少高官显宦,他们显现出耀眼的光芒。但科举同时也制造了无数的范进式的潦倒士人。按近藤一成先生的说法,科举是每次都产生大量的落第者的制度……舍去地域不均衡的因素,按北宋旧解额百人取一、省试十人取一这样保守计算,南宋登科者51000人的背后,有着150年间将近5000万人次落第于“孙山”。5000万人次,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数字。这是一部真实却被人遗忘的“儒林外史”。

  万人奔竞,对科举一途趋之若鹜,使得科举之路变得异常拥挤不堪。鲁迅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这里,似乎可以将这句话反过来说,地上本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没有了路。就竞争激烈的科举来说,正可以这样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