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德）斯文娅·弗拉斯珀勒
“什么时候触摸变得让人厌恶？追溯自我与社会的敏感化历史进程，回应当下女性主义议题，寻找自我与他人、世界的合理界限……”德国《明镜》周刊畅销书榜图书《敏感与自我》近日由理想国策划，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作为德国新生代哲学家，作者聚焦敏感，围绕身体、心理、道德、审美四个维度，从中世纪的骑士到当下对语言敏感的女性主义者，从18世纪小说中引得读者落下“甜蜜泪”的女主人公到今天的MeToo运动等方面，以辩证的角度，结合不同时代哲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对敏感的讨论，分析在独异性社会，人们如何保持道德、心理、生理的敏感性，阐述高度敏感的缘由，给所有人包括高敏感性人群提供一片共鸣绿洲。
感觉是纯粹的私人问题吗？从什么时候开始，触摸是一种（性）骚扰？多大程度的亲近是令人愉快的，因而是被允许的？“能说”和“不能说”的界限又在哪里呢？什么样的言论会影响到人的尊严，什么样的言论能维护人的尊严？……
无论是MeToo运动还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无论是性别平等的语言、触发警告还是言论自由，无论是争取弱势群体被认可的斗争还是担心失去特权的人的敏感，其中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忙于重新调整“什么是合理的（zumurbar）”界限。有些人说：“你们是过度敏感的‘雪花’。”对立方则反驳道：“你们是在伤害和侮辱！”这种针锋相对日益侵蚀的话语文化，制造了贯穿社会的几乎无法弥合的裂痕。
主动敏感性与被动敏感性
“敏感的”（sensibel）一词的含义是“敏锐的（empfindlich）、可感的（fühlbar）、易于接受的（empf?nglich）”。积极地看，此词通常是指显著的共情能力；消极地看，此词是指一个不适应生活的主体的过度敏感。回顾哲学史就会发现，这种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共存所造成的紧张关系有着悠久的传统。
早在中世纪，人们就区分了主动敏感性和被动敏感性。主动敏感性是指对于世界感觉敏锐，有道德含义；被动敏感性是“接受者”的特性，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主动敏感性的意思类似于 “拥有感觉的天赋”，一般地说，就是指有德行的（tugendhaft）、高尚的（edel）、善良的（gut）、能接受上帝的真理的特质。在18世纪，主动敏感性被系统地阐述为道德情感。简而言之，当时的人认为主动敏感性是人自发地行善的自然禀赋。
另一方面，被动敏感性一般是指“能被人感觉到的情感”。在积极的意义上，人们把敏感性中被动的一面与“感动”（Rührung）等同起来，在感伤主义文学的时代尤其是这样。然而，在消极的意义上，敏感性主要被理解为“爱哭、轻微疯狂、怀有不现实的想法”，有时也被（例如托马斯·阿奎那）理解为性服从。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把被动敏感性称为“生理的敏感性”，意思是“神经的易激动性”。
主动敏感性和被动敏感性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们审视当下，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被认为是错误的和应受谴责的东西，通常也能刺激人的心灵；反之亦然，能刺激人的心灵的东西，通常也被认为是错误的和应受谴责的。
然而，这种主动敏感性和被动敏感性的相互联系绝不是新产生的，而是有哲学上的先例。例如，感觉敏锐的卢梭从他的灵魂最深处憎恶城市中泛滥的诸多刺激。在宁静安逸的巴黎郊区，卢梭发展了他的“人性善”的道德观。他认为，“性本善”的、富有同情心的人类需要被保护，免受有害的文明的影响。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蒙莫朗西的乡村田园就是卢梭的“安全空间”。
敏感性是一把双刃剑。敏感性可以分为向外的敏感性和向内的敏感性，连接的敏感性和分离的敏感性，解放的敏感性和压迫的敏感性。简而言之，敏感性带有暴力的一面，这一点在其历史起源中已经显现。而敏感性的发展则以强迫（Zwang）为前提。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知名著作《文明的进程》（1939）中，追溯了人类行为的转变，令人印象深刻。埃利亚斯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种逐步增强的纪律约束（Disziplinierung），最初表现为吃饭和睡觉时的纪律，后来发展成复杂社会情景下的约束。这种纪律约束使人类行为越来越文雅精致，也使得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越界行为明显地越来越敏感。埃利亚斯认为，这种精致化的基本方法是“抑制本能”“情感调节”，形成有自控力的超我。换句话说，为了变得敏感，我们必须驯服自己，“将外部强迫转化为自我强迫”，并形成有调节能力的羞耻感和尴尬感。
埃利亚斯所说的，是“冷漠”的纪律约束和“温暖”的敏感化的复杂交错，是规范化和羞耻的复杂交错，是自我控制和敏感的“世界感知与自我感知”的复杂交错。埃利亚斯明确指出，人类很难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满足文化需求。这一观察与精神分析的核心见解不谋而合：不断推进的文明化进程有其黑暗的一面，这也表现在文明的脆弱性之中。
因此，敏感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当然也有中断和矛盾。在20世纪，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和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令人印象深刻地证明了人类固有的残酷，这种残酷在特定条件下就会爆发。历史学家赫尔穆特·莱特恩在其著作《冷静、冷漠、冷酷的行为教导》中，预见性地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趋向疏远和内心装甲的行动指导。同一时期的恩斯特·容格尔的著作可作为证据。同时，容格尔的笔记对于一些心理机制提供了深刻的见解，这些心理机制不仅使人们能够实施难以想象的暴力，还使人们能够忍受这种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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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心理、道德、审美：敏感性的四个维度
这四个维度是密切相关、相互重叠、相互渗透的。
身体敏感性
身体敏感性使我们对疼痛和异物越来越敏感，也使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测量与对方的合理距离。MeToo运动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其全球影响力说明，与20世纪相比，近年来人们对性骚扰的意识更加敏感了。在新冠大流行中，“对触摸的恐惧”（用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说法）获得了病毒学上的合法性，因为与他人保持合适距离成为字面上的“折尺的事情”。
心理敏感性
心理敏感性产生于外部强迫向自我强迫转化的历史。与身体敏感性一样，心理敏感性也伴随着易受刺激性和敏锐的感觉。历史上，暴力的概念从外在的暴力，扩大到包括冒犯性的语言和图像等，对于我们理解心理敏感性至关重要，因为这种概念的扩大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容忍外部影响的阈值降低。贬义词“雪花”将心理的敏感性理解为所谓的“高度敏感”，并将其变为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那些认为自己独一无二、无法忍受相反意见、对外界的刺激和动作极其敏感的人，被贬称为“雪花”。此外，关于触发警告、语言敏感性的辩论，以及社会独异化的趋势，也属于心理敏感性的内容。
道德敏感性
18世纪，道德敏感性在哲学和文学中发展起来。一般来说，它指的是与他人共情的能力。在历史学家林恩·亨特看来，18世纪以下几件事同期发生，绝非偶然：首先，共情成为哲学系统性研究的对象；其次，在让-雅克·卢梭的书信体小说中，以及塞缪尔·理查森的小说中，作者使读者与受苦的女性角色产生深深的认同……
审美敏感性
审美敏感性是对美和丑的敏感，包括“视觉人”（按照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说法）的升华的快乐，以及现代晚期人对独异性和“共鸣”的欲望。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在其《共鸣》一书中分析了人们对一个有回应的世界的渴望，这个世界不会让人感到冷漠，而是能触动人们。他还认为，审美经验即共鸣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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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绍
斯文娅·弗拉斯珀勒（Svenja Fla?p?hler），哲学博士，德国《哲学杂志》主编，“科隆哲学节”发起人之一。著有《当孩子出生后：为人父母的哲学历险》《强势女性：一种新的女性气质》《好的毒药：妒忌与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