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记者 田建明 张启帆 摄影报道
7月27日，在嘉兴市海盐县澉浦镇日晖浜，已离开此地63年的邵文斌回来了。1960年离家时，邵文斌8岁，这次回来时，他已经71岁了。63年后，归来的邵文斌甚至早忘了自己叫邵文斌，他身着红色蒙古袍，头戴尖顶蒙古帽，有一个地道的蒙古族名字——巴特尔。
从8岁的江南娃邵文斌成长为71岁的内蒙古人巴特尔，这个“国家的孩子”的成长经历，见证了新中国历史上一个久远的民族大爱故事：三千孤儿入内蒙。
三千孤儿入内蒙
1959年，逢三年困难时期，江南地区出现粮食短缺的问题，江浙沪一些育婴堂（福利院）也出现了食物供给不足的状况，当时在中央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同志（朱德同志夫人）心急如焚，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育婴堂无法找到牛奶、肉食，我的心像灌了铅似的沉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得知后提出，可以将孩子送到内蒙古，由牧民收养，这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1960年前后，先后有3000名江南福利院的孩子在上海经火车送往内蒙古，1963年，随着内地困难情况缓解，孤儿北上的行动逐渐停止。最终，内蒙古自治区的各个城市接纳了3000余名孤儿，这便是“三千孤儿入内蒙”故事的由来。
2021年3月全国两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到“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民族大爱佳话。当时，生活并不宽裕的内蒙古牧民们，用博大的胸怀接纳了那些嗷嗷待哺的汉族孤儿。在草原上，牧民们亲切地称这些孩子为“国家的孩子”。
在巴特尔的记忆中，1960年，他8岁，家中生活困难，经常挨饿，吃饭喝的是稀粥。母亲和姐姐便带着他和两个妹妹坐船去了上海，经过转送，他和妹妹到了福利院。
归来认亲后，比巴特尔大3岁的亲姐姐邵翠宝补充了一些当年的细节。“那年，因为生活困难，爸爸曾带着一个弟弟去江西谋生。母亲听上海的亲戚说，城里有福利院，专门收养孩子，管吃管喝，母亲不忍心看着孩子们挨饿，便决定将我的弟弟妹妹送到上海。”他们先是坐轮渡从海盐到海宁的火车站，然后经铁路抵达上海，弟弟和妹妹被送到福利院。
“妈妈舍不得，抹着眼泪离开了上海，我们都觉得弟弟妹妹在上海这个大城市，肯定能过得很好，等我们日子也好了再来认亲。”邵翠宝讲述。上世纪70年代，邵家曾往上海的福利院写过一封信，表达了想去寻找孩子的想法。福利院在回信中拒绝了邵家，并回复道：当年送到福利院的孩子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有了自己的收养家庭，按照收养政策，只有孩子寻找亲生父母时，福利院才会提供相关信息。
1960年，巴特尔从上海出发乘火车一路北上，跨越了大半个中国，到了内蒙古，成为“三千孤儿入内蒙”的一分子。当时，乌兰夫向党中央承诺：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孩子乘火车到内蒙古后，除了育儿院，还有一些孩子会被当地人收养。收养人必须经过公安局、妇联、居委会的实地考察，确信对方具有抚养孩子的能力后才被允许领养。
“国家的孩子”扎根草原长大成才
1960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最先被领走的是一两岁的孩子，最后剩下了巴特尔等4男2女6个孩子。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巴特尔已经8岁，最小的女孩也有三四岁，年龄大比较调皮，还没有被领养。当时，年轻的张凤仙在当地卫生院当护理员，张凤仙打心眼里喜欢这些小家伙，经常去照顾他们。眼看就要入冬，她心头一动，便和在畜牧场工作的丈夫道尔吉商量：我们结婚至今还没有孩子，索性就把这6个孩子一起收养了吧。
“能养得起吗？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内蒙古有牛羊和牛奶作为食物，但是一家凭空多出6张嘴吃饭，并不是容易的事。”工作人员担心地询问。
“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饿不着孩子！”张凤仙说得很真诚，也很坚决。就这样，巴特尔等6个孩子坐上了勒勒车，跟着张凤仙回了家。
最开始，这些来自江南的孩子喜欢吃米饭，不习惯吃肉类和奶制品。张凤仙踏着齐膝深的积雪，到40多公里之外去为孩子们带回30公斤大米。
巴特尔是6个孩子里面年龄最大的，他还记得自己小时候调皮，把马槽抬到河里，坐上去当船划。水深不见底，危险重重，惹得张凤仙担心，生气地打了他们几下。
张凤仙深知知识的重要性。在孩子的课余时间，她请来精通蒙语、汉语的老师，为孩子们补课。每当孩子们在蒙古包内学习时，她就一个人背起草筐，在草原上四处捡羊粪，一天一车羊粪，便是给老师的“报酬”。后来，这6个孩子虽然小时候淘气，但是长大后个个争气：两个考上大学，两个参军，还有两个也在当地找到稳定工作。
1991年，积劳成疾的张凤仙住进了医院，6个孩子守候在病床前，这位草原上的母亲一辈子没有生育孩子，却为国家解忧，将6个“国家的孩子”培育成才。6个孩子在张凤仙生前，一直喊她阿姨，没有喊过妈妈。但是在张凤仙与丈夫道尔吉去世后，他们为伟大的养父母立碑，墓碑上刻着：慈父道尔吉，慈母张凤仙。
江南寻亲终梦圆
在大草原上，巴特尔等6个孩子长大了，故乡的记忆越来越模糊，但是思乡的情绪却越来越浓。在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寻找2000公里外的亲人，几乎不可能。巴特尔在上世纪70年代上大学——南京气象学院后，他趁着来南方的机会，到上海去福利院寻访，一无所获。
也许是因为身体里流着江南的血液，骨子里有回乡的情结，巴特尔的儿子长大后，选择在上海读大学并工作，巴特尔退休后，在江苏靠近上海的地方生活，离儿子近一些，也离自己儿时曾经短暂停留过的上海近一些。
今年3月，巴特尔听说一个同样是“国家的孩子”的朋友，通过公安部门DNA检测，找到了亲人。在寻亲志愿者的帮助下，巴特尔联系到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副主任柯伟力。柯警官在寻亲群体中被称为“寻亲圆梦人”，他通过DNA鉴定技术，曾帮助超过200名寻亲者找到亲人，2022年被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柯伟力来到巴特尔的生活地，为他抽血进行DNA检测，经过与国内DNA库比对，发现他与嘉兴市海盐县澉浦镇的邵家有亲缘关系。经过大爱寻亲的志愿者以及海宁海豹救援队的队员进村入户走访排查，最终打听到邵姓一户人家有送养孩子的经历。经DNA比对后，巴特尔找到了自己的亲兄弟姐妹，遗憾的是父母均已去世。
63年，历史一瞬，中华大地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巴特尔当年住的草棚房早已不见踪影，现在他的兄弟姐妹住的是两三层的小洋楼。当年土地贫瘠，野菜被人抢挖着吃，现在的海盐县澉浦镇日晖浜，房前屋后种着桃树、李子树和橘子树，李树上硕果累累，路人可随意采摘食用。
新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早已过去。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国家领导人和草原上的牧民们爱心接力，跨越2000公里，将孩子抚养长大成才。《人民日报》的长篇通讯《三千孤儿和他们的草原母亲》、央视的新闻节目，以及相关的报告文学、纪录片《国家的孩子》、电视剧《国家孩子》、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这个超越地域、血缘、民族的故事，成为新时代民族团结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