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杨 早
梁思成为什么能娶到林徽因？袁世凯的死因是梅毒还是报应？1919年谁才能上北大？五四运动前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晚清以降诸多名人的逸事流传至今，或化身茶余饭后的谈资，或源于娱乐小报的边角，或来自后人的恍惚忆述。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最近出版的《野史记》是“杨早讲史”系列第三辑，作者杨早将目光投向清末民初历史中的隐秘角落，于近代掌故中撷取有趣的故事细节、人物碎片，加以连缀拼接，钩沉拾遗。
杨早，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他特别选用新闻特写的方式，力图营造历史现场感，让读者更直观地体味到历史事件、人物生平的断面与瞬间，更有逸闻流播中的详略与变形，讲述了清末民初大臣们的八卦秘辛、五四运动背后不为人知的日常细节、近代大学教授的逸事趣闻和近代新闻业的往事，既有直击现场的历史还原，也有犀利尖锐的人物评论。该书的关注点正在于野史与正史的重合之处，杨早在历史边角料里重寻近代中国的性情与本色，使《野史记》成为一部有色有味的近代中国小史。今选摘书中“丰子恺，你为什么敬爱李叔同”一篇。
有丰子恺这样的学生，大概就是李叔同几生修得的福缘。反过来，得师如李叔同，结二十九年师弟尘缘，更是常人无法企及的大造化。
丰子恺在《怀李叔同先生》里，讲了老师不少逸闻，中心意思只有一条：李叔同受人崇敬，是因为他的人格特点。而李先生的人格特点有二：一是凡事认真，二是多才多艺。
多才多艺这点，根本不消说。拿丰子恺的话说，“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画，作文吟诗，填词，写字，治金石，演剧。他对艺术，差不多全般皆能。而且每种都很出色，专门一种的艺术家大都不及他，要向他学习。”上天降生他，似乎是为了展示一个人可以精通多少种艺术的门类，而这样一个艺术全才，又是如何能将上述这一切才艺与爱好几乎全部放弃的。
李叔同在二十岁前后，便以才名享誉海上，他二十六岁去日本之前，填过一首《金缕曲》示友……《金缕曲》的名作，当然是纳兰容若与顾贞观那几首唱和，但这首也不遑多让，虽然多少带着南社诗词常有的颓唐与狂气，却大不同于那些借爱国吐怨气的时作。大约是可以比于鲁迅那首“灵台无计逃神矢”的，我以为。还有后来那首《送别》，现代歌曲史上还有更洗练隽永的歌词吗？
他到了日本，学画学音乐，与同好组织春柳社，用日语排演《椿姬》，那便是“断尽支那荡子肠”的《茶花女》。他自己演茶花女玛格丽特，丰子恺说：“那照片，他出家时也送给我……现在我还记得这照片：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当年看这笔描述，让我何等心驰神往，不知是怎样一幅佳人图景！
我得承认，丰子恺太爱他的老师，不免有溢美之嫌，日后我也看到了李先生演茶花女的剧照，老实讲，他的眉眼并不适合扮女角，腰很细倒是真的。当年目睹者之一的欧阳予倩也说“只就茶花女而言，他的扮相并不好，他的声音也不甚美，表情动作也难免生硬些”。这次演出反而激发了欧阳先生投身戏剧的决心，因为他觉得“倘若叫我去演那女角，必然不会输给那位李先生”（《春柳社的开场》）。好在丰子恺写这一段，不是想夸老师长相俊美，而是要说明李叔同“最大的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
李叔同出家时，将过去的大部分照片都送给了学生丰仁。抗战军兴，已经改名丰子恺的丰仁匆遽出逃，那些照片自然不及携带。丰子恺在四川五通桥的客途中，得到老师在泉州逝世的消息，于是他以文笔作画笔，画出一幅幅记忆中的影像……
李叔同的认真，贯于终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差不多先生”（胡适语）充斥的国度里，难免会被认为是骇人的怪癖。有些传闻说他在日本时，与人约了十点钟见面，那人十点半才到，他就闭门不见。事实也许还要惊心些——当事人（仍是那位欧阳予倩先生）回忆说：“有一次他约我早晨八点钟去看他——我住在牛込区，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远，总不免赶电车有些个耽误，乃至我到了他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他开开楼窗，对我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完他便一点头，关起窗门进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
他到杭州，经亨颐留他在浙江两级师范任教，李叔同开出的条件是：每个学生配一台风琴，以及专门的画室，否则不接受。经校长答应了。转过年，新生入学的丰子恺大吃一惊，这里有“特殊设备（开天窗，有画架）的图画教室，和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室，置备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不断地有人在那里练习石膏模型木炭画，光景宛如一艺术专科学校”。李叔同此时在南京、杭州两地兼课，请假的时候不少，但他决不浪费课堂上每一分钟，必用的板书，一定在课前写好，两块黑板写得满满的。点名簿、讲义、教课笔记簿、粉笔，全部就绪。然后自己解开琴衣，打开琴盖，摆好谱表，琴上放一只时表，坐在讲台上等学生。这样的课，无人敢迟到……
嗣后李叔同转而学道，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再变为学佛，终于出家，成为弘一法师。而且还修的是佛门中最难修的律宗。又是一桩逸事：弘一到丰子恺家，被请到藤椅里坐。他每次总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坐下去。起先丰子恺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如此，才敢启问。法师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
李叔同出家后，名声依然响亮。述及的文字，不是讲他佛法精妙，就是说他平易可亲，只有丰子恺，能写出他心底剩留的思慕与悲欣。
1926年，弘一再访海上，特地去找他儿时居住的城南草堂。他对丰子恺说，在那里读书奉母的五六年，是“最幸福的”，之后到出家，则是“不断的忧患与悲哀”。
我没想到弘一出家八年后，还会有这样浓重的访旧的冲动。他走进城南草堂，“装修一如旧时，不过换了洋式的窗户与栏杆，加了新漆，墙上添了些花墙洞。从前他母亲所居的房间，现在已供着佛像，有僧人在那里做课了。近旁的风物也变换，浜已没有，相当于浜处有一条新筑的马路，桥也没有，树也没有了。他走上转角上一家旧时早有的老药铺，药铺里的人也都已不认识。”
这是他口述给丰子恺听的。在丰子恺的转述中，俨然一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场景。其实这是弘一眼里看出的景。因为第二日，他又带着子恺去了，丰子恺的感觉是“今天看见城南草堂的实物，感兴远不及昨天听他讲的时候浓重，且眼见的房子、马路、药铺，也不像昨天听他讲的时候的美而诗的了”，尤其他们碰见了现在的主人：
里面一个穿背心的和尚见我们在天井里指点张望，就走出来察看，又打宁波白招呼我们坐，弘一师谢他，说“我们来看看的”，又笑着对他说：“这房子我曾住过，二十几年以前。”那和尚又打量了他一下说：“哦，你住过的！”
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文字，似乎是从《儒林外史》的尾章移出来的，里面蕴藏的悲哀，如同虎跑的泉水，满满一杯，扔个硬币进去，水立刻高出杯沿，但并不溢出来——弘一说，他那时去虎跑断食，原是贪那里的泉水好（断食规程，每日要饮五合泉水），并非为了有佛寺。然而竟在彼处定了出家的念头。
第二年，就是1927年秋天，弘一云游经过上海，到江湾丰子恺寓所缘缘堂小住。那是师徒二人最后一次小聚。我很喜欢那样的场景，分属师徒，却谊同兄弟，法师与居士，两位艺术家，曾经的教师与现在的教师，不太负责任的丈夫、父亲与最顾家慈爱的丈夫、父亲，他们在沪滨的黄昏中谈着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