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来根友
在我的诗友中，有一位诗坛前辈、八旬学长，学识超群，尤其对古典文学，功力深厚，才华卓著。翻开其诗词集，佳作累累，诗、词、联、辞赋等各体皆备，学长尤擅长律诗，曾出示七言律诗，属对工切，文采飞扬，内蕴深、意味长，力追李商隐、钱谦益；古风也颇为不错，学步杜甫、白居易等，风格俗中有雅。然不知为何，到了晚年，在其编定的诗集中，从各体总量来说，偏偏七律所占比例甚少，古风则寥寥无几。这有些让我困惑。我知道他当年从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进入文化出版部门，数十年浸淫于古籍之海，可谓“读书破万卷”，业余则钟情诗词创作。此原为工作与学识才情“珠联璧合”的惬意之事，后来才了解到，他平时工作繁忙，遂使无法专注于律诗或古风的创作，每逢摆首吟咏，只能调适平仄，以“短平快”的绝句为首选。这是因为相对而言，七律容量较大，要求更高更费时费心。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遣绝句或小令出场。退休之后，这位学长转变创作方向，将其才情、风仪尽入对联与辞赋，勾画出众口皆诵的熣灿华章来。如今，诗界同好极誉其联语与辞赋大气厚重、精致工丽。我想，这应该是得益于其早年尽心于律诗的功底。如若不然，恐怕难以讨好楹联，更不必说对仗宏富的辞赋了。
由此想到，一位作家或诗人，假如因为生活关系，缺乏心境或从容的创作时间，不可避免地将影响其个人创作方向，这是毫无疑义的。杜甫如没有亲历安史之乱，哪里会产生“三吏”“三别”及其他如“秋兴八首”等七律杰作呢？柳宗元、刘禹锡也同样，前者如《登柳州城楼》《岭南江行》，后者如《西塞山怀古》《始闻秋风》等等，假如没有独有的生活环境与千里迢迢之路，柳宗元应该是难以写出《别舍弟宗一》那种令人泪目的感伤的绝妙之辞，刘禹锡同样也不能。
文学是生活的镜子。唐代郑启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当诗人骑在驴上，不仅仅目击所在，还隐含了所闻、所感、所思等等，甚至可以说包罗大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