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黄宗智
为什么江南的小农家庭生产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乡村能够取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是费正清奖、列文森奖得主黄宗智的扛鼎之作，也是认识中国小农经济、当代中国发展和明清以来中国史的经典著作。这本长销三十年的经典之作既是一部经济史，也是一部社会史。作者基于大量史料，对明清以来江南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特点做了深入研究，探讨了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问题，尤其就江南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工业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给出了极具深度的解释。全书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展和完善了“农业内卷化”这一核心观点，揭示了江南小农家庭从明清到改革开放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内在机理，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去内卷化”发展。
黄宗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其《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本书的影响力至今持久不衰。自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嘉兴迅速行动，确立“打造长三角城市群重要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以更好地打造以一体化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而本书可说是一本有价值的理论参考著作。
乡村就业的等级
农业外就业令人惊异的增长，在国家统管村庄人口的政策下，使农村中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分化。资本和报酬不同，获准工作的难易程度和职业的社会地位不同，使每个半农半工的村庄中都有区别精细的职业等级。国营企业的职位是这个阶梯的最上层，就业于这类企业的人必须受过高中的教育或具有专门的条件。其次是公社或乡一级的单位，工资和福利条件不如国营企业，但仍优于干农活，一般要求初中文化程度。最后是大队或行政村办的企业，工资福利条件有时与种地相差无几，但工作较为轻松，收入也较为稳定，这些工作一般要求小学文化水平。最低等的是种地，又苦又累，报酬极低，又常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务农的青年男女一般无须很多正规教育。
解放后华阳桥种籽场各村只有一人通过全国高考进入大学：薛补林，他在1966年考入南京机械学院。毕业后他到松江的一家工厂当工程师，户口也因此转去。取得城市户口的另一种体面途径是考入中等专科学校，通常是师范学校。例如，薛春华进入上海市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松江县方塔小学任教。张金龙也是从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公社小学的一名教师的。到1985年为止，共有五个村民通过这样的途径获得城市户口，可称是这些村庄中的“佼佼者”。
村民们也可能通过专门技术的考试而进入国营企业。马大龙因砌砖技术成为松江建筑工程队的正式工人，因此成为这些村庄中唯一通过这种途径把户口迁出村庄的人。还有三人因专门技术成为国营单位的合同工，例如木匠何秀根在上海市703工程队得到工作，但与其他合同工一样，他的户口仍留在村里。
截至1986年，国家允许国营企业的职工可有一名子女顶替。1986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经取消了这种做法。薛家埭小队的周建华和奚秀芳根据这项规定顶替了他们的父亲，进入松江县工艺品厂。一共有六个村民循此途径获得国营企业的工作，他们也因此继承了城市户口。国家还优先给予老干部全民单位的职位。何顺余曾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落选”后被安排到县水利工程队工作。种籽场的党支部书记何勇龙在松江公路公司得到一份正式工作，得以将户口迁出村庄。另一名复员军人也优先得到一份正式工作。到1985年为止，薛家埭等村总共有二十六名村民通过上述各种途径进入国营单位工作，其中二十一名获得附有城市户口的正式职位，内有九人搬出村庄，其余的仍住原村。
村民们可通过类似上述途径取得公社级的工作，即通过考试（80人中14人）、专门技术（8人）、照顾复员军人（5人）、照顾老干部（1人）和顶替（1人）。但是他们也可以通过公社党组织下拨的名额取得工作，因此比获得全民所有制的工作要容易。这种按名额分配的过程叫作“组织安排”。这种分配一般按照正规原则进行，有多种考虑。举例说，家里已有两三人务农的农户可能得到优先考虑。薛家埭生产队1982年得到五个印刷厂的招工名额时就是按这种方案分配的。有时生产队会给予困难户以特殊安排。带着三个孩子的寡妇张八妹即是因此在1980年进入袜厂工作的。聋哑的陆水芳在1985年优先得到一份服装厂的工作。总的来说，八十个获得公社级工作的村民中有二十一人是这样“根据具体情况”得到分配的。
农业外就业的最低层次是大队级工作。这种工作一般不需要通过考试，小学文化程度就够了。这些工作大多按正规原则分配，例如1982年大队在每家愿意去锁厂的农户中抽一名到队办厂工作。在队办企业中工作的七十二名村民中有五十八人是这样得到他们的工作的。
村庄和家庭的内部分层
不同的工作层次也给村庄内部带来了社会地位的差异。村庄社会的最上层是在国营单位工作又有城市户口的人。1985年华阳桥种籽场各村共有十四人享有城市户口，他们或是仍住在村子里，或是定期回村探亲。国营单位职工之下是在镇上社办工厂工作的，再次是在队办工厂工作的。最下层是留在村里干农活的，三分之二是妇女，大多是中老年妇女。
1985年种籽场的三百零八个劳动力中有一百七十二人在农业外就业，这种差别几乎影响了村里的每家每户。它影响到男女关系，尤其是当丈夫在农业外的单位中干“上等”的工作时，进一步强化了他与妻子之间的不平等。它也加深了代沟：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农业外就业，而没有文化的老一代则只懂务农。婆媳关系即使在最好的环境下也是难题，在这种形势下就更紧张了。
解放前当媳妇的在许多方面都处于村内最底层。离开娘家到陌生的夫家，在婆婆的摆布下生活。不少村民们说，过去当媳妇的总是家里第一个起床，点火做早饭的。家里的马桶一般也由她来倒。农业集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情况。虽然妇女的工分通常算在男性家长名下，但她们仍从中看到了自己的经济价值。从当婆婆的观点看，这种变化是一种混合的“福音”。她一旦退休，在家里的地位便弱于年轻的媳妇。根据集体制计工分标准，退休者没有任何收入。年老的妇女们因此困在期望与经济现实的矛盾之间：她们年轻时曾曲意侍奉婆婆，当然也希望她们的媳妇同样地对待自己，然而经济的现实却把她们放在从属的地位。受过新式教育又有经济独立感的年轻妇女们不会像昔日的媳妇们那样易于摆布。当年轻的媳妇在经济上要供养退休的婆婆时，两者地位的优劣就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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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华阳桥见到的是一种农民的旧世界与产业工人的新世界相互交会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模式。尽管有农业外就业，家庭仍旧是基本的经济单位。新出现的是年轻独立的拿工资的工人，最突出的是那些从工厂里直接领薪的青年妇女。但旧的习俗仍然存在，例如年轻人有责任照顾老一辈、男人高于女人的旧意识。新的情况是这些旧伦理正日益受到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