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小仓和夫
周恩来（1898-1976）是新中国第一任总理，深受中国人民的爱戴。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尤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九州出版社日前出版的《周恩来在巴黎》是一部严肃的学术书，记录了周恩来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91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周恩来也以满腔热情投入到为“中华腾飞世界”而奋斗的历程中。在这个历史背景下，1920年，周恩来赴法留学，直到1924年才回国。
作者在巴黎实地探访周恩来的足迹，以严谨的态度和扎实的治学方法，基于大量资料和史料，考证了青年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的生活、学习经历，详细叙述了周恩来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未来的思考，记录了他由此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历程。巴黎时期，是周恩来的觉醒时代，他的青春、爱情，革命者之间的友情，也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印迹。这本书将周恩来留法时期求学和革命思想的形成，置于整个20世纪20年代欧洲社会形势和国际共运的大背景下，说明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本书内容也涉及毛泽东、朱德、邓小平、聂荣臻、蔡和森、向警予等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早期革命生涯，也可看作是一部珍贵的20世纪早期革命史。作者小仓和夫，日本学者、外交官，一直以来对中日友好关系持积极态度，对已故周恩来总理充满敬意和高度评价。
生活与勤俭
周恩来在巴黎的生活与其他参加勤工俭学的学生一样，贫困，节省，却充满朝气。论食物，他以面包和蔬菜为主，有时候连蔬菜也没有，只是喝一口水，啃一口面包。但他依然谈笑风生，要么和同学一起探讨问题，要么自己伏案读书写作，生活中的周恩来精力非常充沛。五十多年以后，当初的同事、后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聂荣臻，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对周恩来当年的生活作了生动的描绘。聂荣臻在这篇回忆文章里提到，周恩来在巴黎居住的戈德弗鲁瓦大街的旅馆，房间也很狭窄，几个人聚在一起说话很不方便，所以这些人就常去附近的咖啡馆。
但是，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情形不同，周恩来与巴黎咖啡馆结下的不解之缘并没有散发浪漫的香味，也没有人传说周恩来和中国学生们是蒙帕尔纳斯大街和蒙马特尔大街上那家有名咖啡馆的常客。准确的说法是许芥昱等人撰写的周恩来传记，据他们记述，周恩来还经常出入供奉法国学者和艺术家的万神殿旁边的那家咖啡馆，以及巴黎大学城卡尔切拉丁的一家名叫“帕苏卡尔”的餐馆。周恩来为了方便与中国同事聚会聊天，常到咖啡馆和小饭馆。当时，周恩来的朋友王若飞还闹出了这么一个笑话。有一次同志聚会，大家都吵着要饭吃，可是面包不够，王若飞就主动提出，自己掏钱出去给大家买面包。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总也不见他回来， 有个同事出去找他，只见他在小咖啡馆里慢悠悠地喝着什么。看来中国的留学生偶尔也身不由己地在巴黎咖啡馆里享受一番。
另外，从威尔逊的《周恩来传》里传出这么一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新政府驻巴黎的大使馆刚刚落成，周恩来就立刻把他当年在咖啡馆里赊下的那笔账一次还清了。这种说法似乎与事实相符。当时作为中国学生们聚集场所的咖啡馆和小饭馆，好像有老板出于几分侠气，允许学生们毕业后有了出息再来付钱，到后来，中共把以前对这些老板的欠款一律还清，这样做也不足为奇。但是，这件事情还不足以成为当年周恩来经常出入咖啡馆的证据。况且，周恩来还要在戈德弗鲁瓦旅馆的狭窄房间里看书、写信，外出参加集会活动，走访工厂，而且还经常往返于伦敦、柏林等城市之间。
不过，忙忙碌碌的周恩来也曾在美丽的巴黎街头闲逛。在王若飞的日记里有这么一个片段：黄昏将至的巴黎街头，沐浴在柔和的阳光里，裹在公园散步的人群当中，来到树荫下埋头看书，周恩来也一定在偌大的巴黎公园和绿树成荫的大街上散过步吧。《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这本中文书也有周恩来参观拿破仑纪念馆，看到纪念馆收集的清朝刀枪宝剑后，对“帝国主义者的强盗行为”义愤填膺的描述，便可以证明周恩来有时候也到博物馆和美术馆参观学习。
提起周恩来去咖啡馆和逛街的往事，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他在法国期间的着装。因为从周恩来在巴黎街头拍的那张有名的照片来看，他的穿戴在学生们中间还算是比较讲究的。的确如此，在那张照片上，周恩来潇洒地站在戈德弗鲁瓦旅馆前，左臂绕到背后，右脚稍微前伸，摆出一副让人拍照的姿势。他穿的裤子稍短，裤腿偏瘦，透出小伙子特有的那股子帅气。但是，如果细看这张照片，上衣有不少皱褶，算不上是时髦的西装。还有那条偏瘦的裤子，如果道出背后的实情，这似乎是他唯一的一身像样的正装，洗来洗去，结果裤腿缩水了。周恩来并不具备打扮自己的经济条件，而且他本来也不是那种讲究穿戴的人。其证据是他与邓小平、李富春等人的那张合影。看看这张同样有名的照片，后排的邓小平一头长发，颇有画家风度。还有那位后来与周恩来一起成为中共领导干部的李富春，他坐在周恩来不远处，将一顶软礼帽放在膝盖上，看上去比周恩来更加“西化”。而周恩来面容清秀，姿势端庄，一副不苟言笑的绅士派头。
恋在欧洲
有一种氛围总是萦绕在周恩来身旁，让他感受不到贫困的可悲。这种氛围或许是他待人的温情，或许是他坚毅的领导风范，又或许是他的人格魅力。故事之一与周恩来的形象有关。据这个故事讲，周恩来喜欢照相，还把照片制成明信片，分送给家乡的父老兄弟，寄给了在日本留学时帮助过他的一位韩姓朋友。
在巴黎，周恩来离开了亲朋，离开了老师，离开了老乡们。他主动接近勤工俭学旗帜下艰苦奋斗的学生，与那些和学生一起干活的当地工友打成一片，而且还密切关注横在贫富差别背后的阶级、政治和经济问题。
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通信，而且似乎是半公开的。因为上文提到的何长工，还有周恩来在柏林逗留期间来旅馆看他的那位同事，似乎都知道他们两人互相写信的事。但是，我之所以说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书信往来是半公开的，反过来说，至少可以说明他们俩当初还没有坠入情网。书信往来、时光流逝、遥远的距离，反而让他们俩的关系越来越深。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刚到法国的时候，邓颖超才十六岁，刚从师范学校毕业走上学校的讲台。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正在努力让自己适应巴黎的生活。换句话说，周恩来在欧洲步入了新的征途，此时此刻的邓颖超也在中国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自强不息的青年志向，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履行自己使命的思想觉悟，把天各一方的两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看过当时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信，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革命思想的认识。例如，周恩来在写给邓颖超的名为《德法问题与革命》报告中说：“资本主义一天不打倒……帝国主义的混战永不会消灭，欧乱方兴未艾，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国。”读这份报告，足以让人感受到周恩来特有的那份炽热情感，他将自己的经验教训毫无保留地告诉给挚友邓颖超，从而觅得自己的知音。还是在这一时期，同样是写给邓颖超的信，周恩来讲述了投身长沙大罢工后壮烈牺牲的黄爱。这封信还表现了周恩来微妙的心态，他一方面对意志坚定、宁肯放弃生命也不辱使命的朋友表示惋惜，一方面请远在家乡的朋友邓颖超为他分忧解愁，想以这封信来麻醉自己，同时又激励自己奋发图强。恋爱离不开孤独，更需要共识。周恩来在巴黎开始了新的生活，伴之而来的孤独，还有对革命思想的共识，为他们两人埋下了爱情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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