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春辉
周末，我时常骑上单车，去竹竿巷的旧书市场闲逛。吹着老运河的风，静静沉醉在一本本旧书熟悉的气息里。
坐在小巷的木凳上，一边淘换心仪的旧书，一边听老人们讲述老济宁的故事，痴痴地寻觅着记忆深处那息息相通、难以磨灭的情愫。地上散落的旧年画、月份牌，特别是那满摊的小人书，常让我呆望许久，思绪倏地飞回童年。
“咦——”一本小人书里，竟轻飘飘滑落一张糖纸。我轻轻捏起它，一幕画面便在脑海里漾开：小伙伴金平、志美、小霞，正拿着书，兴冲冲来我家交换糖纸。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糖果，多用彩色蜡纸包裹。那种彩色透明的塑料糖纸，在我们看来更为“高级”，管它叫“玻璃纸”。我们吃完糖，会把好看的玻璃纸细心留下，浸在水中泡软，再展平贴到玻璃上。待晾干后轻轻揭下，抚平皱褶，再小心翼翼地夹进厚重的书页里，像珍藏一个易碎的梦。
那时的糖纸，本身就是一幅幅小画。上海大白兔奶糖纸上，是几只蹦跳的红色小兔；高粱饴糖纸上，印着一株株饱满的红高粱。每张糖纸似乎都带着淡淡的香气，奶香，或是果香，那便是童年最甜美的味道了。我们热衷于交换，用三张普通水果糖纸，换一张大白兔；用蜡纸的，换玻璃纸的。有时，我们将最心爱的“玻璃纸”摊在掌心，轻轻一吹，看它在阳光下变幻出梦幻般的色彩。那种两端会微微翘起的，我们称作“活糖纸”，是伙伴们眼中顶好的宝贝。每当换到一张，便如获至宝，那份单纯的喜悦，足以点亮一整个下午。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这一张张小小的糖纸，就是我们童年最绚烂的色彩，最甜蜜的念想。
奶奶常带我去新华书店买贴画。那是一座灰砖二层小楼，红漆大门很是显眼。一踏入，淡淡的油墨清香便迎面而来。抬头看，纵横交错的铁丝上挂满了各式画片，有领袖画像，有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有身着各民族服饰的人们手挽手、载歌载舞，还有展现军民情深的合影……每张画都用小黄卡片标着号码。我们精心挑选好几张，走到另一个柜台。柜台上平铺着许多画，售货员接过我们选中的，麻利地卷成一卷，再用一根橡皮筋套好。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幅名叫《忽报人间曾伏虎》的图画。画上有位怀抱玉兔的仙女，还有一位捧着酒的仙人，奶奶说那是吴刚。中间一位女子，留着短发，系着长长的红围巾，清秀而端庄。奶奶告诉我，那是英雄。她看着画，眼里闪着光，轻声哼唱起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许多年后，在中学的语文课上，当老师讲到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时，那幅画的景象，连同奶奶眼中泛起的泪光，又一次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买了画，我们便去太白楼。青砖灰瓦的太白楼，坐落在老城墙上。沿着石阶向上，总能看见许多老人，穿着对襟棉袄，坐在东边高处的台阶上，晒着太阳，慢声细语地闲聊。他们常讲“王二捣”的故事，绘声绘色，讲到兴起还会哼唱几句。这边是妙语连珠的“相声”，那边是粗犷嘹亮的渔鼓，我们坐在台阶上，成了最忠实的观众，跟着大人们一起鼓掌。老人们安然地眯眼打盹，孩子们则津津有味地看着小人书。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客，以及赶马车、牵毛驴的行人，常在此歇脚，听着运河边飘来的小曲，悠然自得。
街边，有小贩拎着篮子穿梭叫卖，糖球、瓜子、凉粉、江米糕……奶奶就在这市井气息里，给我讲太白楼、老运河、土山、竹竿巷的故事。她说，这太白楼原是唐代贺兰氏的酒楼，诗仙李白曾在此寓居二十三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奶奶教我吟诵的诗句，连同这些老济宁的文化符号，如春雨般无声地浸润着我幼小的心灵。
最吸引我的，是太白楼前那个租小人书的摊子。许多孩子围在那里，低头精心挑选。《鸡毛信》《地雷战》《英雄小八路》……一分钱就能租一本。满地的小人书，像一块块磁石，将我牢牢吸住，迈不动腿。直到选中一本，才心满意足地坐在台阶上，虽不识字，却能把画页翻来覆去看上许多遍。“奶奶，念念。”一个个方块字经由奶奶的口，让那些画面顿时活了起来，有了声音和情感。或许，正是这些小人书，为我架起了通往文学世界的第一座小桥。